郭沫若的文章《批評－欣賞－檢查》的主要內容是對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自序中所表明的文學批評觀提出商榷，不同意周作人的觀點：「把客觀的檢察完全剔出主觀的欣賞以外，並且說欣賞便是真的批評，檢察便是假的批評」；但也稱讚：「這些文字我們在報章上雖然早已見過，但是這麼搜集起來，便成了個整飭的花園。我們在此雖然看不見若何偉大的景物，但盡有優逸的草花，玲瓏的噴泉，和些精巧的接骨木，足以使我們娛目暢懷。」趙景深的《讀〈西山小品〉》以周作人同時期發表的作品為線索來探討《西山小品》，認為：「《西山小品》是表現作者情感與理智的衝突。」朱光潛在《〈雨天的書〉》中相當敏銳地指出了《雨天的書》的審美特質，尤其值得嘉許的是他已經注意到了其中的複雜性。他是這樣說的：「這書的特質，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簡潔。」「清」指的是清淡閒散，是對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的心情而言的，「冷」指的是文中可以依稀辨出的「師爺氣」，「簡潔」是從文字方面來說的，他肯定了在初期白話文存在較嚴重歐化的情況下周作人對古文的借鑑。冬芬的《讀〈談虎集〉》從深刻地發掘中國民族的病根的角度，肯定了《談虎集》的思想意義。鍾敬文曾是知堂散文藝術的學習者，在《試談小品文》中對周作人的人和文大加讚美：「他的文體是幽雋淡遠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這類創作家中，他不但在現在是第一個，就過去兩三千年的才士群裏，似乎尚找不到相當的配侶呢。」
 
在五四時期和二○年代，周作人在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如他對民俗學和兒童文學的提倡和卓有成績的工作就很少有人顧及，顯然時代的迫切需求制約了人們對周作人的接受。不過，知道真價的人並非沒有。
 
梁永福的《〈談龍集〉》就肯定了周作人對民間歌謠和兒童文學的介紹和倡導。楊晉豪的《周作人先生》說得更明確：「中國對於民間文學，果然也曾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但我以為注意民間文學較為切心的人，周先生確要算其中的一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