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研究的動機與緣由
 
長期以來，在臺灣法學界流行的是，對中華民國法制的法規範面向所為的回顧性觀察。由於臺灣現行、有效的國家實證法，係一套來自民國時代中國（1911-1949）的中華民國法制法秩序，故法學界對法律規範進行歷史溯源時，通常從中國清末1900年代後期引進源自近代西方的現代式法條，或從中華民國民刑事主要法典在1920年代晚期、1930年代前期的公布施行開始講起，故謂已歷經百年或幾十年，且將敘述的重點置於迄今的法條上演變。然而，單純觀察法條存在之時間及其內容，忽略了這些抽象的法條係施行在不同的地域社會╱生活共同體（community）。按中華民國法制在1945年之前不曾施行於臺灣（臺澎），在1949年之後卻僅僅施行於臺灣（臺澎金馬），不再施行於作為原產地的中國（中華民國法制上稱「大陸地區」）。換言之，只做法條變遷史的研究，將脫離人及社會的脈絡，多少使得其僅是法界孤芳自賞的作品爾。
 
另一方面，在得不到法律史，特別是法律社會史的支援底下，歷史界關於近現代臺灣史的論述，即難以將現代型國家所頒行的法律，精確地納入歷史詮釋當中。就戰後臺灣史，一般而論政治史的成分，遠大於法律史。以戰後初期而言，向來臺灣史的敘述經常表示：行政長官乃是總督制的復活，但忽視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在國家法制上所擁有的委任立法權（律令權）和司法行政權，皆是戰後行政長官在國家法制上所沒有的權力。雖然有日治經驗的臺灣在地人可能確有行政長官等於總督的感受，但撰史者似乎應先說明法制內涵有別之後，再詮釋為何出現與國家法制不太一致的社會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