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內容大要：
 
恐怖的日本警察
 
我是孤獨的人，每天都在家裡寫作，和社會並沒有溝通。日本時代臺灣是殖民地，到臺灣來的日本人大多是一
 
些官僚、警察等，和地方上一些有志人士（意見領袖）例如里長、鎮長等，溝通沒有問題；對於一般人民，他們就比較有優越感。所以日本時代一般人很怕警察，小孩子哭的時候，只要哄說警察來了，他馬上停止哭泣；從警察局經過，常會聽到有人被警察打得哀號呻吟的聲音，其實被打的人也不是犯什麼罪，不過是環境不衛生等小問題而已；我曾看到一個女人因為愛賭博，警察一罵，她就哭出來了。那時光是經過警察局，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到日本讀書時，情形完全不一樣，他們對待我們很平等，對臺灣人很看重。因為臺灣人到日本的，以讀書或是做生意的居多。
 
日本人對朝鮮人就不一樣，那個時代朝鮮的經濟遠不如臺灣，到日本的朝鮮人通常是做粗工的，像從前的廁所還沒有抽水設備，肥水是用人工掏的，那樣的工作多數是朝鮮人在做。臺灣人經濟狀況比較好，所以臺灣人在臺灣受到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在日本本國反而不會。
 
同樣是殖民地，朝鮮人性格比較強烈，他們又比較貧窮，比較讓日本人看不起。我曾看到朝鮮人和日本人打架，旁邊3、4個朝鮮人立刻就聚集過來一起反抗。臺灣人比較順服。
 
我先在長榮中學讀了兩年後，1936年到日本讀高中。
 
第二年日本開始攻打中國。
 
1941年，我中學校畢業剛進入東洋音樂學院，暑假曾回臺灣，返日本不久卻接到父親病逝的消息，再度返鄉處理後事。不久發生珍珠港事變，親戚都勸說時局不安，我又是長子，有責任管理家業，勸我不要再去了，唯恐去得了回不了。
 
所幸第二年我一個外甥要回日本繼續學業，找我一起去，他說：「你家又不是做生意，只是收租。」他認為我母親就可以管理得很好，因此說服母親，我又到日本繼續讀書。我沒有回到東洋音樂學院，改讀日本大學的作曲科。
 
因為在東洋主修小提琴時，發現我的無名指天生彎曲無力，不能拉小提琴，右手也不能彈鋼琴。讀音樂卻無法彈鋼琴，心情非常沮喪。
 
我父親對音樂很有興趣。我在1941年暑假回來時，帶回一些西洋音樂的唱片和他一起欣賞，他聽到大提琴演奏曲很感動，要我學大提琴，我不敢講，他不知道我連小提琴都沒辦法拉，何況大提琴？
 
因為這個原因，重回學校後，聽了很多蘇聯的現代音樂，我決定轉修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