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說的是：「不！不是（為）中國。」—他有更崇高的宗教理由。他只愛他所信奉的上帝所愛的中國—毫無疑問，按基督教教義標準，他無法認同違背基督教信仰的中國思想與風俗。利瑪竇認為天主教的天主，「即華言上帝」（中國古籍所說的上帝）—問題是，「天主」自有永有，創天造地的特質，是否符合先秦儒家文獻中「上帝」的形象 [5]？此外，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藉「西士」之口說：「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又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6] 這些說法，很難說是普遍中國人對「君子」和「父」的理解。正因如此，鍾始聲（即明末佛教四大師之一的蕅益智旭1599–1665）在《天學再徵》中批評天主教「推恩於漠無見聞之天主，謂之大父大君；既謂之大父大君，則必以吾父吾君為小父小君矣，豈不至無孝至無忠哉！」[7] 姑勿論利瑪竇的演繹或者鍾始聲的駁難孰是孰非—起碼，利瑪竇的解說惹起了晚明好些論者的反感，這樣—利瑪竇即使再熟悉中國文化、甚至認同先秦儒家、認同祭祖—即使他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甚至葬在中國，他也不可能被視為「中國」的一份子，利瑪竇始終不是中國人。
 
或者，對於利瑪竇來說這個問題不打緊：他也無意成為中國的忠臣。不是中國人，利瑪竇照舊是意大利人。但晚清中國的天主教徒怎麼辦了？例如徐光啟（1562–1533）、李之藻（1571–1630），如果他們認同利瑪竇對於「君子」和「父」的演繹，他們會被視為中國文化的異端嗎？相信「上帝」，是溯源尋本，追尋中國人祖先的根源，還是數典忘祖？誰有資格做這個判斷？是他們自己的認知嗎，抑或是別人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