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
 
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