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