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朝鮮半島的狀況。從14世紀開始，朝鮮社會、政治與思想，都深深地浸潤在儒家價值之中，也受到儒學的轉化。高麗時代朝鮮人在元朝首都中舉人數大幅增加，反映出朝鮮儒學已相當發達，而在中國考上科舉的朝鮮考生，除了學術成就受人肯定，在家族搏得顯赫名聲之外，無形中更強化了朝鮮社會的儒家精英主義。到了朝鮮時代，社會上層階級「兩班」既是儒學的推動者，又是中央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在地方上也有巨大影響力。儒家在朝鮮時代幾已成為「準宗教」的國家信仰，朝鮮時代的儒者深信《五經》乃先王之聖典，經世之大要皆在經典之中，唯有精研儒家經典，政治革新才能落實。《四書》（尤其是《大學》），則被視為新儒家思想精義之所在，上自君王，下至臣屬，人人必須熟讀。此外，宋儒的形上學、修身與禮法之學，也深受朝鮮學者重視；而朱熹（晦庵，1130-1200）的《近思錄》與《四書集註》也成為朝鮮儒者必讀之經典。我們披閱《朝鮮王朝實錄》，隨處可見在朝鮮宮廷裡，國王與儒臣討論《論語》或《孟子》經文之涵義，甚至爭辯經典對現實政治之啟示。
 
（二）互相滲透性
 
中國歷史上有關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密切互動的例子不勝枚舉。自從漢武帝獨尊儒學以後，《春秋》與《尚書》等經典，就在漢帝國的司法事務上發揮指導作用。在西漢時代，《論語》這部經典也在高層政治中發揮作用。西漢成帝（在位於33-8BCE）時曾任丞相六年的張禹（？-5BCE），告老家居之後，仍是皇帝之咨詢對象。永治（16-13BCE）、元延（12-9BCE）之間，日蝕、地震頻仍，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原因，認為係王莽（巨君，45BCE-23CE）專政所致。皇帝親自詢問張禹有關天變與吏民對王莽的批評，張禹引用《論語》「子罕言命」、「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等三處經典文本，以間接迴護王莽，贏得王氏子弟好感，也為自己家族免禍。在這段史實中，《論語》在政治場合與政治脈絡中被引用並論述，具體說明中國歷史上儒家知識系統與政治權力之互相滲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