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中國歷史上的帝王的「自我」有其緊張性，朝鮮帝王的兩個「自我」也常互為緊張，朝鮮皇帝中宗（李懌，在位於1506-1544）在經筵講說《論語》時，侍讀官借《論語》「君子三變」之說，要求中宗對臣下應「和顏而待之」，中宗則答以「君臣之間，非如常人朋伴之間」，詞意和緩，但微妙地表達君臣之間權力上下關係。從一方面來看，這段君臣對話將《論語》原典中作為人格典範的「君子」（特指孔子）解釋為「人君」，固然是對《論語》原始語境中的意涵的窄化，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將《論語》中「君子三變」這句話放在君臣相與之際的脈絡中解讀，則又有將原文中潛藏的意義加以過度膨脹的現象。中宗皇帝雖然崇敬孔子，但又堅持皇帝至高無上的終極權力，他作為儒家價值接受者的「文化自我」與他作為朝鮮王朝權力掌控者的「政治自我」，兩者之間顯然處於緊張關係之中。
 
朝鮮君臣在政治情境中既詮釋而又運用《論語》這部經典，這主要是因為儒家經典皆以平治天下為其鵠的，有其強烈的經世取向；而歷代中國與朝鮮儒者大多同時身兼儒者與官員的雙重身分，他們在王權至上的中國與朝鮮權力網絡之中，「政治的自我」特別彰顯，他們的經典詮釋事業常在君臣權力互動的脈絡中進行。
 
（2）中、韓兩國歷史上常出現的第二種類型緊張性是：「人民主體性」與「帝王主體性」之間的緊張。在儒家政治理想中是以人民作為政治的主體，而帝國專制政治的現實是以國君作為主體，二者之間形成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20世紀中國儒者徐復觀（1902-1982）敏銳地指出這種「國君主體性」與「人民主體性」的「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徐復觀指出，中國的儒家主張人君必須將其才智與好惡轉化為一種德量，其極致的表現就是人君自身之處於「無為的狀態」，而以天下的才智來滿足天下的好惡。在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雙重主體性的矛盾」之下，深受中國文化浸潤洗禮的知識分子官僚，常嚮往古典儒家的理想，以人民作為政治生活的主體。這種理想在秦漢大帝國成立後，就被以國君為主體的政治現實所架空甚至出賣。26所以，南宋大儒朱熹（晦庵，1130-1200）就認為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文化理想最為純粹的時代，是「道心」與「天理」流行的時代；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開始往下墮落，禮樂隳壞二千餘年，此後，中國處於人慾橫流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