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盧安達政治有個敗筆。自一九五○年代胡圖人應獨攬大權之說大行其道起，胡圖族政治人物就把占少數的圖西族說成處心積慮欲重新掌控盧安達的「敵人」。有一不符事實的說法，構成他們所打造之意識形態的重要成分：圖西人是在殖民時期之前就占據盧安達並奴役胡圖人的入侵者，是外來族群，因而在國內沒有合法地位。這一不實說法源自十九世紀歐洲旅人的記述。那些記述把屬於統治階級的圖西族說成「含米特」（Hamitic）人種的後代，有著明顯優越於本土胡圖人文化的文化，並說他們從衣索匹亞高原或非洲之角之類遙遠地方移來。這一「含米特人種假設」也被用在大湖區的其他王國上，例如今日烏干達境內的安科列（Ankole）、布紐羅（Bunyoro）、拖羅（Toro）三王國。它符合十九世紀流行的「古種族」觀。但在盧安達，它未式微，用史學家尚—皮耶．克雷蒂昂（Jean-Pierre Chrétien）的話說，反倒成為「人種歷史學的福音」，成為一個被納入史書且被胡圖族政治人物拿來遂行其宣傳目的的迷思。一九五九年，胡圖族領袖格雷古瓦．凱伊班達（Grégoire Kayibanda）把盧安達說成，「單一國家兩個民族……那兩個民族間沒有往來，沒有契合之處，不知對方的習慣、想法、感受，好似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或居住在不同星球的人。」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的胡圖族「革命」使胡圖族掌權，但胡圖族政治人物繼續用仇恨、分化的語言對付圖西人，以合理化他們的迫害行徑。他們也發覺，在胡圖族諸氏族間嚴重失和之際，鼓動反圖西人的敵意，有利於強化他們的地位。一九九○年代初期，掌權的胡圖人小集團面臨日益壯大的政治反對勢力時，挑動胡圖人反制圖西人的威脅，想藉此保住權位。他們激起仇恨和恐懼氣氛，指望靠胡圖人的順從習性讓他們的命令得到遵行，並早早就武裝民兵組織和組建殺手小隊，為攻擊圖西人做準備。接下來發生的種族屠殺，並非肇因於古老的族群對立，而是肇因於搞現代爭權奪財鬥爭的狂熱菁英拿族群對立當主要武器。西方政府明知集體殺害之事已在發生，仍未出手阻止。結果是一場自納粹有計畫撲殺猶太人以來最大規模的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