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鄰國蒲隆地，居少數的圖西人奮力保住了大權，而蒲隆地國內的情勢演變，為凱伊班達提供了機會。自一九六二年獨立起，蒲隆地的情勢就一直比盧安達動盪。頭三位總理有兩位遭暗殺。短時間內經歷了七任政府。一九六五年，胡圖族陸軍與憲兵軍官譁變，導致胡圖族領袖遭到恐怖報復。一九六六年的軍事政變把圖西族軍官米歇爾．米孔貝羅（Michel Micombero）送上臺。他上臺後著手徹底根除「胡圖人威脅」。軍中和政府裡的胡圖人遭肅清。胡圖族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數十名胡圖軍人遭處決。一九七二年胡圖人造反，米孔貝羅大舉報復，規模為此前獨立非洲所未見。不論受過任何種教育的胡圖人（教師、教會領袖、銀行職員、護士、商人、公務員），都遭軍方逮捕殺害。在後來人稱「選擇性種族滅絕」的運動中，胡圖族菁英遭消滅殆盡。可能有多達二十萬人喪命。另有二十萬人逃到盧安達。

凱伊班達以蒲隆地為例，說明圖西人如何渴求權力，如何為了權力不惜殺人，然後發動另一波鎮壓，冀望胡圖人唯他馬首是瞻。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一份執政黨小冊子嚴正表示：「圖西人支配是歷來胡圖人所有不幸的禍根。那可以比作一個充斥人間各種酷行的白蟻丘。」針對圖西人在中小學、大學、公務體系和各種行業（包括私人企業）裡所占的比例，凱伊班達規定了九％的上限，然後在所謂的「淨化」運動中，他要民間自行成立的治安維持委員會，務必將圖西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維持在那上限以下。那一上限據說正代表圖西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盧安達某些地方，主要在西部，圖西人占的比例達三成。結果就是又一波圖西人大出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