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臺灣現在到底面臨什麼樣的生命情境？各位應該各自都有很深的感受。從美牛、塑化劑、到最近的大埔、洪仲丘事件、食品安全、都更和服貿的一些問題，我必須很不客氣地說：政府或公部門儼然已經成為所有問題的製造者。我們看到法律或規定可以被用來遂行不義，怠惰或失能似乎成為整部統治機器繼續運作下去的動力。用理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也有其他學術界的同仁再從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概念，來談臺灣當前的情境。同時，我們也看到主流媒體成了無良政府的化妝師；他們常常以媒體公器傳播一些反動的修辭。這些反動的修辭的共通點是一種「你可以……但是你不能／你必須……」暗中設下某些前提的、似是而非的邏輯。例如「你可以反核，但你也要有替代方案」、「你有遊行的權利，但是你要注意禮貌、要守秩序」等等，不勝枚舉。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集中的那幾個月，幾乎像是跳針那樣，反覆批評這些運動缺乏道德正當性，訴求的只是片面的正義。對這兩個報紙和設定的讀者來說，哪怕是二十五萬或五十萬人，也都是全體社會的少數。這種戲耍數字與計算的迷思的反動修辭，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但我必須指出，以所謂的多與少的計算來界定正義，或者任何強調各得其所、分配式的正義，可能是反動的，可能是在強化既有的體制。國民黨為什麼又急於透過立法院用公投解決核四的問題呢？核四的問題是應該用多與少的票數計算來決定的嗎？如果停建核四公投沒過，而依法繼續興建到營運，那樣就代表正義獲得彰顯，因為那是經過正確計算的結果？
 
（摘自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