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能自我與社群：臺灣身障女性的生命書寫
 
女性身體和身障身體
 
西方社會從亞里斯多德開始，便經常將女性身體比喻為「傷殘的男性」（mutilated males），認為女性身體和失能身體都是次等於男性的身體（Garland-Thomson, 2001; Kudlick, 2003）。女性主義者也經常運用這類的比喻，來強調自身所受的社會壓迫，將性別歧視的社會視為是一種「致殘」（disabling）的制度。認為主宰性別權力關係的是父權體系， 而主宰著障礙歧視的是「能者／失能」（ability/disability）系統，兩個系統同時運作，造成失能／性別重疊或雙重歧視的問題。而且，兩個系統更進一步與種族／階級／資本主義等等不同的系統交錯，交織出更多更複雜而又被隱沒的失能／性別歷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父權的社會框架中，女性往往被指涉為不完整的人，而失能又被定型為弱者和屬陰性的，女性／陰性／弱者／失能多數時被劃上等號。許多的研究指出女性失能者所受制的社會壓迫與歧視更加比男性失能者來的嚴重，因此，女性失能者亦長期被視為處於一種雙重邊緣化的處境（Morris, 1996）。
 
女性主義理論和失能論述
 
二十世紀失能研究崛起，致力爭取失能者的人權，回復失能者的主體與尊嚴。然而，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對失能議題並不特別關注，甚至有許多主張和失能研究的觀點是相對立的，或失能議題經常被置於許多主流女性主義假設之外。直至近年來，失能研究逐漸在女性主義領域裡嶄露頭角，在北美有愈來愈多女性主義學者關注失能議題，諸如Garland-Thomson（2004）所著的或Tobin Siebers 的《失能理論》都處理了相關的議題。Susan Wendell（1989）的把女性主義理論運用到失能研究裡。Wendell 認為失能者的壓迫與身體的文化壓迫有密切關聯，主流文化將身體理想化，藉此規範我們的身體。Judy Rohrer（2005）則是主張要將失能納入女性主義理論，讓女性主義變得更為豐富，建立一個完全接納的女性主義（full-inclusion feminism）。在Smith and Hutchison 所著的，他們指出失能研究亦和女性主義理論交錯，因為它包含了再現、身體、身分、和運動等領域。也就是說，女性主義藉由再現女人、讓他們從暴力、仇視和偏見中脫困，並以共同經驗為訴求，來替身為弱勢的女人尋求正向的身分認同。因此，女性主義失能理論同時為那些失能者提供了正向的身分認同。失能不再只是醫療問題，這些著作更進一步探討其文化／社會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