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區會發展為市鎮還是鄉村，取決於外來者是否被輕易接納、輕易給予入住權，及輕易獲允成家立室。凡是對於外來人口採取開放策略的社區，就會發展為市鎮；凡是把入住權局限於本地人的社區，則始終是鄉村。在香港的新界，即使是集鎮，也不輕易容許外來者享有入住權。為何不同社區對於分享公共資源採取這樣或那樣的策略？線索之一，正是該社區的貿易及其重要性。鄉村本來是爭奪公共土地的場所，但是，佛山要發展貿易，就必須吸引外來人口定居。而且，明中葉之後（姑且說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始），佛山的土地莊園發展已達極限，囤積土地的宗族因此只能另謀致富之道。臨近佛山而位處沙田開發要衝之地的市鎮，例如小欖，就成為以囤積土地為能事的宗族的誕生地。在開發沙田過程中，這些宗族有不少也開始涉足商業，並且把邊界開放給外來人口。6

一旦外來者獲允入住市鎮後，一旦暴發戶出現，躋身豪強之列，並企圖染指附近土地時，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必然是錯綜複雜的。別的不說，只須粗略看看家譜，就可知這些問題非常嚴峻、且扣人心弦。我一展開研究，便明白到：佛山及其鄰近地區的歷史，將為整個珠江三角洲社會發展的複雜過程提供一條線索。我也明白到：為了讓我的解釋具有意義，我不能只局限於佛山，而必須經常把佛山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與廣州城本身作比較。換言之，我的佛山研究不能只是地方史，而必須是關於珠江三角洲社會形成的制度史。

這裏有必要把佛山的歷史背景交代一下。自十六世紀以來，貿易劇增。原因很多，部分原因是歷史學家所熟知的。到了十六世紀，政治穩定對於經濟的正面作用開始顯現出來，市鎮經濟也出現了被中國歷史學家一度稱為“資本主義萌芽”的跡象，這些跡象包括：市鎮內的糧食市場及其他消費品（例如絲綢和棉製品）市場擴張；海外貿易劇增，把白銀從日本及美洲帶進中國；手工業蓬勃發展，這些手工業作坊有些在鄉村運作，但相當一部分集中在城鎮。廣州城是主要的外貿中心之一，佛山無疑分享着廣州的繁榮。十七世紀中葉的明朝覆滅、以及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叛亂，都曾一度打擊了廣州的繁榮。但除此以外，直至1929 年大蕭條之前，廣州都持續繁榮。從十六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這四個世紀，大部分時候，珠江三角洲商機盈然，這是促使宗族形成的重要原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