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紀初至今，中國始終是西方政界、商貿界與教會界關注的大國之一。中國曾吸收了隸屬於數百個西方傳教團體成千上萬名傳教士，傳教士群也一度是人數最多、逗留時間最長、分佈最廣泛、對中國瞭解最深的外僑團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開始停止簽發「傳教士簽證」。在「抗美援朝」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基督教領袖聯合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之「三自宣言」，西方傳教組織開始大批撤離中國大陸，至1953年幾乎全數出境。自1807年首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抵華起，源自西方的國際傳教運動在中國活動的歷史至此告終。從此，中國進入「後傳教時期」；在國際世界與此相對應的是，普世差傳 (global mission) 進入「後中國時代」。中國雖然不復是「宣教禾場」 (mission field)，卻並沒有停止對普世教會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中國禾場的消失」給國際傳教運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發了深刻徹底的反思，甚至是推動「老傳教運動」向「新傳教運動」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傳教運動在全球範圍內面臨的三重挑戰——民族解放、共產主義和世俗化，皆在中國禾場得到充分體現。

首先，數千名傳教士在三四年的短暫時間全數撤離中國，他們無論回到母國，還是其他傳教所在地，都會帶著他們的「中國經驗」、「中國印象」和「中國情結」。就此意義而言，「老中國通」傳教士和「老中國通」差會是「中國因素」的西方載體。其次，「失中國」促使處於「空巢期」的傳教團體回顧反思整個西方差傳組織在中國近一個半世紀的活動，由此調整、改進他們在其他地區的傳教策略。最後，崇奉一神論的基督教與崇奉無神論的新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也促使部分西方傳教組織將事工重心移往其他亞非拉國家，期冀通過傳播基督教阻止共產主義在當地的發展。

本書試圖結合史學、差傳學、社會學和國際關係學的研究成果與分析方法，對一個具體「老中國通」傳教組織之轉型與發展加以解析和研究。作者同時期冀，通過這一中階命題的個案分析，將歷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差傳學思潮與國際關係現象加以結合、梳理、論述並分析「後中國時代」、「中國因素」對國際傳教運動之深遠影響，演繹普世差傳運動從「老」到「新」的轉型，及其與國際關係的互動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