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來了，這裡頭牽扯一個悲劇美學的問題，悲劇為什麼是悲劇，是因為無法回避。悲劇的美學基礎就在這裡，你規避不了。古希臘人為什麼要把悲劇命名為「命運悲劇」？那是因為他們對人性、神性──其實依然是人性──過于樂觀，古希臘人不像我們東方人，他們不願意相信人性──或者神性──的惡才是所有悲劇的基礎，那麼，悲劇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一定是看不見的命運在捉弄，命運嘛，你怎麼可以逃脫。只不過這一切和我們人類自己無關，只和那只「看不見的手」有關。所以，他們為人間的或神間的悲劇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命運，也就必然性。命運悲劇就是這麼來的。這是古希臘人最為可愛的地方。這構成了他們的文化，在我看來，文化是什麼呢？文化就是藉口。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藉口，最終成為不同的人，最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那麼好吧，既然「此物故非西產」，悲劇就不該在這裡發生了。道理很簡單，泰坦尼克號的悲劇不該發生在太湖，大量的愛斯基摩人中暑而亡不該發生在北極，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滅絕也不該發生在新西蘭。我要說，因為「宮中尚促織之戲」，又因為「歲征民間」，沒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現了關於蛐蛐的悲劇，這裡頭一下子就有了荒誕的色彩，魔幻現實的色彩。所以，「此物故非西產」這句話非常妙，是相當精彩的一筆。經常有人問我，好的小說語言是怎樣的？現在我們看到了，好的小說語言有時候和語言的修辭無關，它就是大白話。好的小說語言就這樣：有它，你不一定覺得它有多美妙，沒有它，天立即就塌下來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寫出這樣的語言。

剛才我說了，就因為「此物故非西產」這句話，小說一下子具備了荒誕的色彩，具備了魔幻現實的色彩。但是，我要強調，我不會把〈促織〉看作荒誕主義作品，更不會把它看作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一句話，我不會把〈促織〉看作現代主義作品，為什麼不會？我把這個問題留在最後，後面我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