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 Harootunian序 
「我們的現代性」／我們的歷史
陳春燕　譯
 
收錄在這本書中的論文呈現的是一段漫長歲月裡觸角廣泛的興趣─包括日本的文化史及思想史、與之相關的後設理論（meta-theory）難題及詮釋策略等。但這些文章同時也透露了對某一特定議題始終如一的執著。事實上，我是一直到著手進行（如今完成了）一項書寫計畫，試圖重建我父母逃離1915至1916年亞美尼亞滅族事件的過程，我才意外地透悟了我個人這一生的學思使命。我的父母很早便下定決心，絕口不向我和兩個姊姊提及當年經歷。手邊欠缺可供參考的檔案（例如父母和親戚之間的書信），當年照片也幾乎付之闕如，我能做的，僅止於回返一個我幾乎毫無所知的時代，將一些我並不認識的人的生命─他們在一個艱難時局裡的每日經歷─重組起來。身為歷史學家，我先前的研究以及我父母倖存經歷之間如果有任何連結（註1），便是提醒我去認清，我們都必須處理歷史與記憶、事件與經歷、世界歷史性（world historicality，通常濃縮於國家形式中）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相遇，甚至是不時的衝突。在這樣的處理過程中，激發這個體會的，是歷史敘事與日常性之間難以忽視的距離：歷史敘事由世界歷史堂而皇之的事件性（eventfulness）所主導，在全球舞台上由民族國家予以實踐；而日常性（everydayness）則坐落於重複的例行事務中，幾無可資一書的大事，其節奏也難以融入國家形式。假使前者宣稱握有可靠的歷史知識，後者則構成了回憶與瞬間即逝之經驗的儲藏庫。兩者之間的距離，關乎不同的印象存留（retention）與認知模式，差異甚大。這一點，一言以蔽之，正如學者羅絲（Kristin Ross）所謂「被構思之事物」（the conceived）與「被經歷之事物」（the lived）之間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