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 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錢理群：今天讀魯迅的〈《吶喊》自序〉或〈藤野先生〉，還可以   感受到當時那種氣氛。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已經很強大了；魯迅留學的時候，正好是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了。這之前日本人對中國一直都有種很緊張的情緒，而勝利讓他們一下從中國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陷入了一種「交織着純情與傲慢」的激情之中。這應該讓魯迅和同時期的留日學生深受刺激，就激發起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那時開始，魯迅便常常和友人討論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一生始終孜孜追索的，就是這三個問題的答案。1906年，魯迅還未結束在醫學院的學業，就奉母命回國與朱安結婚，同年又和二弟周作人再到東京，把改變愚弱國民的希望寄託在「文藝運動」上。幾位志同道合者的雜誌《新生》最終胎死腹中。魯迅不久後在河南留學生同鄉會辦的雜誌上發表了《人之歷史》，為中國作者最早介紹達爾文學說的文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