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平說，「從1959年下半年起，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我爸爸當時在伙房工作，看著人來偷吃，來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專家，餓成那樣還管什麼臉面。我爸也幸虧在伙房才沒有餓死。」

因為死人太多了，當局對右派的控制似乎鬆動些，父親聽說「無論摘不摘帽子，右派都可以回北京。」不久，右派們就被集中到總場。所有的人都為能離開勞改農場，能回家而感到高興。因為不願家人看到自己的悲慘形象而傷心，很多難友傾其所有尋找吃食。有人買了鴨子，卻不想剛吃完鴨子就被撐死了。有的人去十來里地外的合作社買豆麵，扛著5公斤一袋豆麵走回來，卻倒在水壩上死去。

父親依然記得楊泰泉，他牢記著當右派的教訓「禍從口出」。從1958年4月到農場，直到1961年1月餓死，他從未開口說過一句話。2014年5月我去印度。一個夜晚，在喜馬拉雅山中的Badrinath神殿附近，人們指給我看山上的一盞燈，那是一位24歲的修行者，在那裡已經修行了六年。修行期間，這個青年從不說話，自願沉默在大自然的神靈之中，人們稱他靜聖。但是楊泰泉絕不自願當靜聖！

1960年秋，右派汪淼割完了大豆，挑著行李回駐地時倒在了路邊，難友楊崇道親手埋葬了他。右派吳中准因寒冷飢餓於1959年11月突然去世，他的屍體放在地窩棚裡，兩天後才被難友們掩埋於附近的清涼山。半個世紀之後，吳的長女吳江梅北上尋找父親的屍骨，兩次均失望而歸。據吳永良記載，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在收割大豆之後的田野裡，勞累凍餓奪去了四個右派的生命。在850農場勞改的右派中，有34人去世，47人下落不明。「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楊泰泉、吳中准、汪淼……，這些受難者最終被楊崇道先生記錄在《一份「陽謀」災難的民間檔案──中央單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單》中。為了這個名單，楊先生花費七年的時間，自費奔走十餘個省市。這本右派名錄不僅是一份千人名單，也是反右運動受難者的存傳。

我父親挺了過來，甘培根也挺了過來，可是他卻成了殘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