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年，除了對電影的熱愛與影迷的信賴，我們無所依恃
 
口述／黃建業（曾任台北電影節總策劃、副主席、評審組總策劃、諮詢委員、執行委員）
 
撰文／陳韋臻
 
起筆一個電影節的創始，除卻已被記載於史的影人、電影之外，更核心的意義，在於跨出電影本位，放置在整體電影文化中，帶出具有獨特觀點的視野。「觀點」來自對電影的熱愛，無論外界如何紛擾，無論有多少財雄勢大的影展，皆無所謂，即使小型影展，但自有觀點，即能使人尊敬，從而產生意義、持續發酵與作用。我先舉個例來說，是我在籌備台北電影節過程中遇見的一位電影人，他所保有對電影的熱愛，讓十多年前的我深受撼動又慚愧萬分。那一年，是台北電影節轉向城市影展的初始。
 
二○○二年，台北電影節首次規劃雙城專題，當時的影迷對於歐洲電影大師已經不算陌生，但少涉足東歐電影，我與當時策展人聞天祥決定以巴黎和布拉格雙城作為主題。然而，我們不可能單單瞭解電影，卻不試著瞭解電影文化；如同我如何能夠跳過布拉格之春，來看布拉格電影？為了理解歷史背景，我們一同拜會捷克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Vladimír Opěla，一個老電影人，年紀很大、很可愛，是膠卷修復的專家，他特別為我們梳理、增補手上的片單，也派出電影資料館的主任來臺演講，甚至伊利•曼佐（Jiří Menzel）、薇拉•齊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也是他建議邀請的。最令人感動的是，訪問隔日，一大清早我們才走至下榻飯店櫃檯，一大落的電影對白本已經送達。當時，我忍不住對聞老師說，我們電影資料館整個場館，至今都做不來這件事。他們不見得是多有錢的一個單位，但光談對電影的態度，就讓我們慚愧至極。
 
那一年我們很幸運，伊利•曼佐擁有無比魅力，臺灣記者連他穿白襪子都要報導，許多記者非常愛他；薇拉•齊蒂洛娃這位布拉格之春的電影老祖母，《天堂禁戀》（Ban from Paradise）極度前衛，上百人全裸的有老有少在銀幕上，健康又帶有身體政治性的呈現，這樣一位生命力旺盛的女創作者親自來臺，引起媒體關注與讚嘆。當年，影視記者與電影人尚且保有革命同志感，他們熱愛電影，透過這些電影過自己的癮也開眼界，樂衷於報導電影節，而報社編輯也認同此重要性。那個時代啊！
 
回頭，我們談談再二十年前的影展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