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下行列車
 
父親被捕那年（1952年）的9月中，我和10位鄒族少年前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班上共有10多位包括鄒族、泰雅、布農等在內的台灣西部山區原住民學生。這個班級是台中師範為了儲備原住民小學教師而設立的預備班，只要修業1年，即可直升台中師範簡易科（4年制），準備回家鄉服務。學校的佈告欄天天都有政治情況報告，也時時公布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因為父親的案件也在列，學校老師同學對我異樣眼光的投射，或刻意疏離的動作，都使我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雖然功課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恩師的保護，還是免不了受到同學欺辱與排斥。
 
1953年，先修班奉令解散，依成績先後，幸運被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日治時的台中一中）初中部。當時的一中，除了優秀的台灣籍學生從中部各地考進來之外，也是當時外省籍子弟、華僑學生、山地籍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學校人數多、接觸面廣，除了級任老師之外，政治層面的話題已經很少出現在生活中。雖然嚴禁說日語，但台灣籍和山地籍的學生依然會大膽說上幾句日語、唱日本歌。其中有幾首是父親教我的童謠，哼唱之中，使我益發懷念起離家1年多的父親。
 
學校有1位中俄混血的女老師，黃昏時常常在教室裡拉小提琴，我常和幾位同學前往聆聽，夢想有一天也能夠和她一樣拉小提琴！可能我頻頻聆聽的緣故吧，有一次她突然以我想像不到的鄙視口氣問我，你這個山地生怎也喜歡西洋音樂？我回答，我不但喜歡古典音樂，現在學校午休播放的「貝多芬第2交響曲」唱片，還是我從山上帶來的。老師又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充分顯示當時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狀況了解的缺乏。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個星期天的例行公事，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雖然最後希望落空，但父親留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