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