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已歸平靜
 
母親說，我父親喜歡逛舊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腳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檯，請店家刨平了檯面，上漆，木紋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圓檯一直在家，現放著我的筆記本電腦。
 
一九九○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家具店櫥窗裡看到有三張日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疊在一起。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家具的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闆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裡坐著，不知是不是睡著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裡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著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誌，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將盤子裡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繫人，幾乎同時被捕。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位於大橋公寓，據說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於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係。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最重要的破綻。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兩天后，「堂兄」在醫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