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西方的論述中，「城市共生」基本上排除了國家機器與市場機制的介入，甚至是站在對立與批判的立場，但在東亞國家的政經與文化背景下，城市共生的行動是否能否超越這種絕對性與二元化的劃分？換另個角度來看，國家與社會體制不也是公共領域與公共的資源？我們如何改變常見的主從關係與支配性的結構？城市共生是否能夠深化民主的制度與文化？
 
某些城市共生的行動，其追求獨立於體制之外的做法，被視同是「無政府主義」的表現，但相對於一般對「無政府主義」毫無法紀、缺乏約束的偏見，城市共生中的自我治理事實上是需要每個參與的個體更多的投入與付出。就如歐斯壯（Elinor Ostrom）所研究的共有資源的管理，共生也需要一定的規範、法則與共識。簡單說，城市共生中自我治理機制的複雜性可能不下於體制中的規範。共生行動中如何形成可操作的共識與規範，也是共生行動能否長久持續的一大關鍵與挑戰。
 
最後，這些個別、零星與有些甚至鬆散的共生行動，如何累積、成長、壯大，進而挑戰廣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問題？這些「微型」的戰術與策略是否能夠介入與顛覆巨型的結構？這些團體與網絡是否就是社會中龐雜問題的解方？或是它們只能彌補主流體制的不足？這些共生行動是否最後只是形成另一個平行的世界、同溫層？
在這本書中，許多案例在反映這些挑戰的同時，也提示了部分的解答。
 
【小標】城市共生、反造城市
 
城市與社會是個不斷變化、演進、盤根錯節的集合體，而「反造城市」的行動也必然隨著進化、轉變，尋求新的途徑。「反造」代表著對城市霸權結構的不從與反抗，它可能是狹縫中的求生之道，也可能是更積極、正面、有組織性的替代行動。相對於體制化的城市治理與營造，城市的「反造」代表一種批判性的思維與行動，而反造的過程也突顯了公民與公民團體的韌性與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