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校園，當年的師生辯論，成為法哲學傳承的重要一景。大夥兒晚上聚在哈特的研究室，一起討論法哲學，大約五、六人，包括後來常與拉茲為文對話的知名法理學家羅納德‧德沃金教授（Ronald Dworkin）。師生的討論非常熱烈，如是持續兩三年。後來人數愈來愈多，名氣愈來愈響亮，並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加入，演變成「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讀書會」，最盛時期竟然有二、三十人參加。
 
牛津畢業之後，哈特與拉茲的情誼依然持續，就像是忘年之交，到哈特過世前，他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哈特晚年，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拉茲常常去探望，並開車載老師到鄉間散心。當哈特衰弱到必須坐輪椅時，拉茲會推著輪椅，帶老師探索世界。
 
「直到哈特過世前，拉茲一直照顧他，就像他的親生兒子一樣。看著他們相知相惜的師生關係，實在非常動人。」海克讚嘆。
 
拉茲追隨哈特，四年就取得哲學博士，回到故鄉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任教兩年，又回到牛津納菲爾學院（Nuffield College）。
 
納菲爾學院只收研究生，不收大學生，這樣的環境讓他能專注於研究。在納菲爾第二年，他被貝利奧爾學院聘為法學教授，在此任教20年。貝利奧爾學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培育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及歐洲政要，拉茲也在這裡度過晨昏，累積學養，成為一代法哲學宗師。
 
有關法律層面，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說，在拉茲的學術生涯裡，早期他先研究法律，了解法律如何自成體系，再討論什麼是規則。拉茲認為，法治像一把尖刀，極具效率；但法治也有道德上的重大意義，如何防止權力濫用，使人民免於遭受濫用法律帶來的傷害，是法治的道德面向。
 
「許多法律人會說，法律就是社會基石，人人都要遵守；然而，拉茲會說，要先看這個法對社會帶來什麼價值。」謝世民解釋，拉茲對法治充滿批判性，對公權力保持懷疑，他不認為法治必然帶來正義，也不必然尊重人權。
 
要學生對話、思考、自己找答案
 
每當拉茲談起學問，他的英文帶著濃厚的故鄉口音，語調極慢，答案卻絕不模稜兩可。他認為，法治不是偶然，而是人類的理性。他提出「權威的服務觀」，權威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服務人民。簡言之，權威的正當性來自於它能回應人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