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您從《大公報》出來，到了三十五歲時自己創辦《明報》，重要的緣故是什麼？」金庸說：「我在《大公報》工作時，《大公報》還是獨立、自由的，所以《大公報》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報紙。我考進去，當然是希望講真話，後來經過大躍進，全部講假話，我說這個報紙不行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它還是講一畝地出五萬斤糧食，我講這是假的，我親自到廣東去參觀過。」後來《明報》還跟《大公報》打過筆戰，金庸說：「他們要來打《明報》，《明報》就退讓，不跟它真正地打。他們打到《明報》門口，工人就把鉛溶化了，放在樓上：你們過來，我們就倒下來。他們也不敢過來了。」
 
我說：「一九六六年創辦《明報月刊》時，中國正是風雨飄搖的時候。當年您和朋友姜敬寬通信時，就認為《明報月刊》的風格想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金庸說：「那是很公正，憑良心講話。到《明報月刊》四十年時，我還是講：我當時是拼著性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廣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問：「您投入到辦報的精力比寫小說的精力更多？」金庸答：「辦報是真正拼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