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起報界前輩的近況後，我問：「您跟新聞界的晚輩交流多嗎？」金庸說：「我在浙江大學做人文學院院長，其中有一個系是傳播系，我在演講的時候，有些同學就問我：你在香港辦《明報》很出名，辦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殺掉你，你也不怕，我們現在學傳播媒介，應該取什麼態度？我跟學生講：你們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這是唯一的標準。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樣寫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來做的，我是準備把性命犧牲，把報館也準備讓他們鏟掉了。你們現在不能犧牲性命，犧牲報紙事業，你的報紙事業還沒有犧牲，人已經先被炒了魷魚。如果做壞人的話，不做報紙也可以做壞人，男人可以做強盜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寧願做壞人的話，不一定做新聞工作，什麼壞人都可以做。假設浙江一個高官老是貪汙，老是欺壓老百姓，你寫一篇文章美化他，違背良心，這是不可以。這些同學就接受這個觀點。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候，跟英國是完全一樣的。」
 
我問：「您在香港辦報紙和寫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金庸說：「最核心的精神是講老實話。中國好的，我就講好的，有人講大話，我就揭穿他的大話。寫武俠小說是為了寫正義的人，好人就講他好的，壞人就講他壞的。社會上有這種人，我就要把他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