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是，美國前總統小布希（Bush Junior, George Walker Bush）和不少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士，竟然都曾極力主張，對於窮人和弱勢者的濟助，應從國家手中改由宗教或慈善團體來承擔。這真是看不見歷史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宗教或慈善團體所能募得的款項，對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不僅很不穩定，還恐怕是杯水車薪。

史賓漢蘭制下的勞動怠惰以及扭曲

不過，吾人倒也必須承認，課徵濟貧稅之舉，隨著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問題也跟著滋生。常見的批評是，廣泛的徵收和龐大的資金管理，能否廉潔而有效率？並且，即使其廉潔和效率達於一定水準，濟貧法本身的不同設計，也往往會導致不同的副作用，這一點毋寧更飽受爭議。

譬如在一六六二年，英國查理二世（Charles II）對濟貧法的修改，確認了貧民的認定方式，就遭致亞當斯密的批評，說它「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使得貧民無法遷移到缺工地區，以賺取較高的工資。而這等於是宣告了他們永遠無法改善生活水平，只能繼續忍受本地的微薄工資（Smith 著，2009：107-109）。

一七九五年，英國逐步實施的「史賓漢蘭」（Speenhamland）制，則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它根據麵包價格的漲跌以及妻小的人數，來決定每個人每週可享有多少最低所得。不管你有無工作、又已有多少收入，只要未達此一最低所得，就由教區給予補足。

這是巨大的轉變，開創了前所未見的先河。

原本，自伊麗莎白版本的濟貧法以來，只有無工作者才可以得到救濟；其餘的貧民則強制勞動，無論你的工資有多少。這高度體現了當時的禁慾主義新教倫理。他們要求將一切光陰都全力投入各個人的世俗職業，並為此辛勤劬勞；同時，還將勞動推崇為一種特別有效的禁慾途徑。

他們更由此而反過來認定，貧窮正就是懶惰的結果；或者說，是缺乏禁慾主義的品性所致，有了錢就會亂花。以此而言，窮人其實是咎由自取。並且，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地送去習藝訓練所，培養工作能力，絕非直接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但如今在「史賓漢蘭」制下，只要既有的收入低於補貼標準，即使已經有了工作，仍可以獲得救濟。這隱含了一個很糟糕的問題，即對那些下層階級而言，無論工作或不工作，反正經過補貼之後，最終所得都是一樣的。因為在鄉間，工資一向很少高於補貼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