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炳坤很少笑。就算笑，也只是嘴角微微往上揚，隨即回復緊抿著嘴，一臉嚴肅的模樣。
 
第一次（透過電視螢幕）見到他，是二○一八年八月八日臺灣高等法院做出無罪判決那日。他在親友律師團的簇擁及周遭熱烈的歡呼聲中，緩緩從法庭走出來。一路上有人向他恭喜，他馬上鞠躬道謝，有人想跟他握手擁抱，他亦一一回禮。但我注意到，他的臉上沒有笑容，一點都沒有。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記者把麥克風遞向他。
 
「什麼感覺？」他眨了好幾次眼睛，像是努力克制情緒，發出顫抖的聲音：「說真的，我高興不起來。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煎熬了三十二年，講良心話，已經太晚了。想起這件事，我還是會掉眼淚，我的心非常痛，真是把我的人生都毀掉了。」
 
分明該是歡欣鼓舞的時刻，為什麼他沒有應有的興奮，反而是黯然？這個畫面成為我最初的疑問，也成為撰寫此書的叩門磚。
 
原本我以為，只要把案件始末原原本本的寫出來，就是個很好的故事了。沒有想到，待真正開始動筆了，才發現這是件很難讓人相信、進而引起共鳴的案子。
 
說起來，這是個不合邏輯、充滿漏洞的故事，若是寫成劇本搬上銀幕，肯定會噓聲四起，罵聲不斷吧。那時蘇炳坤事業頗為成功，何苦冒那麼大的風險去搶銀樓？他與「共犯」郭中雄早已翻臉多年，互不往來，怎麼可能合作搶劫？郭中雄坦承是被警察刑求才亂咬蘇炳坤，為何檢察官與法官都置之不理？銀樓老闆分明否認搜到的金飾是他的，警方是基於什麼理由仍執意聲稱是贓物？更令人不解的是，一起疑點重重、破綻百出的案子，為何連續聲請四次再審與四次非常上訴，都沒有辦法翻案？
 
這起案件赤裸地揭露了昔日司法系統的沉痾，包括任意指控、嚴刑逼供、調查粗疏、自由心證寬鬆、有罪推定的偏見；面對有疑慮的案件，法院多半沒有勇氣推翻前審的判決，只能像皮球般把案子往下個階段踢。這樣的辦案過程，光是想到就讓人膽顫心驚。
 
時至今日，只要打開記憶的閘門，蘇炳坤總是緊鎖眉頭，不曾流露洗刷冤情的喜悅。是啊，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證明一件自己沒做過的事，就算司法還他清白了，又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蘇炳坤的不甘與不滿，固然是刑求與冤屈所帶來的恥辱，但我總以為體制的噤聲不語，才是讓他困在循環的哀傷與憤怒裡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