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惡戰方酣

當名嘴從來不在我的計畫中。

我在一九七七年完成研究所學業後，我想過的是奉獻於教學和研究的生活。就算我後來在公共辯論中扮演一個角色，我想像我應該會是一個技術官僚—一個不帶情緒地提供政策制訂者哪些方法有用、哪些沒有用這類資訊的人。

再者，如果你看我最常被引用的研究，它們大部分無關政治，主要是討論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的論文。這些論文不但無關政治，甚至大部分與政策無關。它們只是嘗試釐清貿易的全球模式和產業的地點。以經濟學的術語說，它們是「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世界如何運作的分析—而不是「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世界應該如何運作的處方。 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一切都與政治有關。在許多情況下，接受經濟問題從證據得出的答案，會被視為選邊站的行為。例如，要是聯邦準備理事會（聯準會）收購大量政府債券，會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大幅上揚？憑經驗回答，明顯的答案是：如果經濟蕭條就不會造成通膨。聯準會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後收購三兆美元債券，而通貨膨脹仍保持在低水準。但實際上的狀況變成：宣稱聯準會的政策有通膨危險成了共和黨的官方觀點，以至於單純地承認事實，被視為是自由派的立場。

的確，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問特定的問題也被視為選邊站的行為。如果你問所得不平等的情況如何，不少保守派人士會譴責你是「美奸」（un-American）。他們認為，連提出所得分配，或比較中產階級與富人階級的所得增加，都是「馬克思主義言論」。 當然，這不僅限於經濟學。你可以說，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就好像氣候學家，他們因為發現有權勢的利益團體不希望大家聽到的結論而面臨迫害。再想想研究槍枝暴力原因的社會學家：從一九九六年到二○一七年，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被禁止資助槍枝造成傷亡的研究。 那麼，一個「準」學者該怎麼辦？做法之一是忽視政治壓力而只管做研究。這是我尊重的一種選擇，而且對大多數學者，甚至是經濟學者來說，這是正確的選擇。 但我們也需要公共知識分子：能了解和尊重研究、但願意跳進政治爭論的人。 本書是一本文集，大多數是為《紐約時報》寫的文章，而我嘗試透過它們扮演這個角色。我後面將談到我是如何逐漸採取這個立場，以及我想藉此做些什麼。不過，首先讓我們問一個不同的問題：這一切政治化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