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風景的發現
 
1
 
夏目漱石以《文學論》為題出版其授課筆記時，距離一九〇三年、自倫敦歸國，僅僅四年。而且，當時他已經是一位備受矚目的小說家，自己也沉浸於小說的創作中。假使「文學論」的構想是一個「十年計劃」，其實那時他已經放棄它了。換句話說，《文學論》只不過是他宏大構想的一小部分。對當時已經埋頭於創作活動的漱石來說，那只不過是「空想的閒文」──在他的序文中，交錯著這樣的疏遠感，以及「實在無法捨棄」的念頭。這兩點都強烈且無法懷疑；而漱石的創作活動，就存在於其上。
 
漱石的序文清楚地意識到，《文學論》在當時讀者的眼裏，必定是唐突而怪異的東西。事實上就算它對漱石個人來說是必然的，我們也不得不說，當時的日本並沒有非寫出這種書不可的必然性（對西方來說也是一樣）。那是突然綻放的花朵，也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種子。原本「文學論」的構想，不論在日本或西方都是孤立而突兀的，這一點想必讓他感到某種困惑。他的序文，就好像小說《心》裡面老師的遺書一樣，說明了自己為什麼非寫下這麼一本奇怪的書不可的理由。序文之所以用極為個人化的方式書寫而成──與內文的風格正好相反──就是這個緣故。自己的熱情究竟為何？來自何處？他無法不說明這些。
 
余決心在此，由根本釋明文學究為何物。同時余亦決意以此後之一年，為研究此問題之第一期。
 
余自囚於此客棧。一切文學書籍盡收箱底。讀文學書以知曉文學究為何物，猶如以血洗淨血漬。文學於心理有何必要？如何於此世誕生、發達、頹廢？余立誓窮究之。文學於社會有何必要？如何存在、興盛、衰滅？余立誓窮究之。
 
漱石以「文學究為何物」，作為探討的課題。事實上，這正是為什麼他的嘗試與熱情具有私人性質，難以與他人共有的理由。漱石質疑的，是十九世紀在英國與法國所形成的「趣味判斷」（或譯：美感判斷、品味判斷），也是一般人對文學史的共通想法。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漱石留學倫敦的時候，該想法也已經普及於日本。它不僅形成了同時代的文學，同時也形成了文學史的觀念，用以解釋近代以前的文學，並賦予其意義。漱石懷疑的，是近代文學的這個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