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決定論與歷史
2014年6月25日
 
「政治乃眾人之事」，眾人之良窳不是就決定政治之良窳？
 
有人格的國民，才會有人格的國家，聽上辦事，無獨立意志的奴才，創造不了一個偉大的國度。
 
有些動物的中樞神經系統，在牠們出生後三個月就已完全定型，不會再有發展。有個動物學家把一隻剛出生的鶴完全和外界隔離，只和他一起生活三個月。從此，牠就認牠和人類是同類。
 
相對於這些動物的人類似乎是高明多了，但到底高明多少？很值得我們深究。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就以政治意識和信仰作為標竿，來探討人類到底有多高明？
 
政治思想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寫過：「人的政治信仰是當我們於襁褓時，被母親帶入教堂（以西方人為例）的那一刻就決定了。」歐威爾對於人的政治原性是相當悲觀，不會比三個月的動物高明多少，很早年歲就被決定了。早被決定是不是事實？這是很重要的課題，西方傳統有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之爭，前面歐威爾之言，算是決定論之一種。這個課題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孩子上了教堂而被決定後，孩子長大成人，是不是需負因政治意識所引發行為的道德責任？
 
這裡我們不作有關自由意志和決定論的哲學討論，這些討論會牽扯上本體論或知識論。我們甚至可以激進地認為哲學的問題僅是語言的問題，只要作語言的分析即可，如同計算機的編譯法（Compiler）。自然語言再深也深不過數學的「數論」。
 
我們可從純淨的哲學轉移到庸俗的社會政治面，我們就以老套馬克思主義當做決定論的範例來討論。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認為經濟物質的條件可以決定歷史，因此歷史發展是可以預測的。
 
但是物質經濟的條件是會因生產工具的突破、創新而改變，而工具的創新是基於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創新是不可能預測的，因此歷史是不可能預測的──沒有所謂歷史決定論。
 
七十年代的半導體製作技術發展所提供積體電路的平臺，造就今日網際網路的新世界，七十年代前，誰能預測到這個？新世界還在演化中，誰能預測更新的新世界是何種面貌？簡單半導體技術就會有這樣衝擊，何況更複雜的有關生命的分子生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