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他會拍《恐怖份子》那種台灣社會竟然警察會用槍緝兇、少女會身上藏刀在旅館會取之刺人…………，予我一種假想，假想他也愛嘗試法國式編劇法（例如前有Maurice Pialat，後有Luc Besson等）…………這種構思劇本法，有一段時間頗得他的喜歡。
 
但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的民國風、半蘊藉半尖刻的自己人生最貼近的風格，於焉出現！
 
陳以文、殷玉龍披著橡膠雨衣，踏著三輪車，身藏武士刀緩緩自雨中騎來，然後動手…………這種有老台灣當年日本風、又有民國半文不文的警備工作人員唱《紅豆詞》之老中國朽氣腐意、路上有賣大餅饅頭的李龍禹…………這些才是楊德昌最善著墨的時代！
 
要探討楊德昌，最值得細細琢磨楊德昌的時代。
 
他的時代，充滿了他一看就要皺眉頭的事物。他的時代，充滿了他隨時要自顧自生起氣來的那些不堪。他的時代，太多的東西不合理（絕不只是學校裏動不動就體罰）…………這諸多的糟糕，後來往往是他創作的源泉。
 
他的時代，當然也非三言兩語可盡。自清末以來的積弱，於是有了所謂「中國人的自卑感」、有了留辮子戴瓜皮帽裹小腳等的中國人意象，再到了中國人有西洋生活情調，有徐樹錚、顧維鈞、王寵惠等的高帽禮服，有十里洋場的巍峨洋樓，有了李惠堂足球踢得老外也招架不住，有了古典音樂，有了像傅聰也彈得一手好鋼琴…………終於來到了自由中國的台灣。
 
楊德昌所見他兒童時少年時的台灣，終於是他尋找故事最佳的依歸。然這台灣，是多少蒼白少男少女苦樂同寄的一處所在！多少的嚮往、多少的等待、多少的暗暗迷戀、多少的不如人願…………那麼我楊德昌要選取哪一段來拍呢？
 
於是他拍了鄉下到城市不盡如意的少女的故事〈浮萍〉，拍了小女孩石安妮對成長的迷惑卻又期待（《光陰的故事》中的〈指望〉）。再拍了想一展才華追求創作遂不易嵌鑲在家庭的繆騫人（《恐怖份子》）。
 
他有一種依稀看到民國以來中國人的種種不如人、或台灣社會的處處是缺失的那種眼光。最主要的，他有一點察覺人的不快樂之可能因由─是錢的不夠多嗎？是人們離鄉背井到了新地方的諸多不適應嗎？是男孩不受女孩看得上眼嗎？是小孩能被師長與父母及同學的肯定嗎？是公司裏同事間有明爭暗鬥嗎？
 
這一切會不會根本都是國民自信心的徹底不足？也會不會根本是人類社會每幾百年自然會呈現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