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二○年初，華府發布名為「讓聯邦建築再次美麗」（Making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的行政命令，要求國內新建的聯邦建築以羅馬神廟作為「預設風格」，依循古典建築樣式進行設計。可想而知，此舉觸怒許多人，而且成為美國共和黨與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等保守派，以及民主黨與所謂的進步人士等自由派之間的假議題；同樣可想而知的是，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民主黨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就職後僅五週便撤銷了該命令。川普政府以美感作為訂定行政命令的理由，規範一致性與參考風格則是實現目的的手段。
 
上述事件令人想起藝術史與音樂史上，爭議不斷、極為諷刺又鮮少人知的時期：二戰後歐洲去納粹化、冷戰，以及美國共和黨政府當時給予前衛藝術官方支持，將這種相當特別的風格作為藝術與音樂自由表達的重要範例，藉此抗衡蘇聯的官方立場。蘇聯支持寫實的視覺藝術，描繪一顆蘋果的畫作看起來就像是一顆蘋果；他們也擁護歷史悠久的調性音樂，作品中可能充滿前衛、衝突、挑戰，不過肯定會以勝利而振奮的姿態收尾。最重要的是，蘇聯音樂必須眾人能解。正如同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政權都支持極為相似的反實驗藝術與美學，美國軍方認為在戰時曾創作非調性音樂的作曲家，既不是納粹份子也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並且發放免罪卡給他們。該政策意外導致創作交響樂、歌劇、室內樂等非前衛（如果可以如此稱呼之）古典音樂的作曲家，都必須證明自己與納粹或法西斯主義無涉。
 
冷戰期間，蘇聯與西方的美學相互抵斥。前者望向持續演進的傳統；後者擁抱嶄新、具挑戰性、破除舊習的作品──他們認為音樂中的美既不恰當又平庸。不過，「新」的概念源於一九○九年所提出的理論及當年出版的《未來主義宣言》（Futurist Manifesto）。別管大眾無法接受新的音樂了，無論是在一九一○年代、一九六○年代或是二○二○年代，新舊角力在過去與未來都是哲學之爭──亦是政治之爭。
 
在某種程度上，或許音樂與藝術一直是政治的棋子，是君主與教宗的玩物。薩爾茲堡大主教曾經喜愛莫札特的音樂，後來又棄之不理。普羅大眾與統治者總有各自的歌曲與舞蹈──不過，有時也會產生交集，例如一七四九年，英王喬治二世委託倫敦人氣作曲家喬治．弗德利克．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創作《皇家煙火》（Royal Fireworks 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