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週末，我推斷我的電話可能會給這個家庭一個機會「檢驗」他們認為愛子去世的原因。或許這麼做能減輕一些他們的不確定感，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他們說說話。尋覓自殺的答案是最可怕的矛盾。結果如此明確，但自殺的原因、死前最後的幾分鐘或幾小時常常隱而未顯。但是對於喪失親友的人而言，情緒來襲，鋪天蓋地。二○○八年克萊兒去世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親身面對因自殺失去友人的情況。我想起了那次早先的相遇，想起了追求解答一事變得如此難以抵擋、棘手、痛苦。你在這個世界上最想要的，莫過於再與你所愛的人相處，哪怕只有五分鐘，問問他們為什麼沒辦法繼續，為什麼無法面對活著這件事。你一再重複播放過去的對話折磨自己，糾結著可以做些什麼、或應該做些什麼讓事情好轉。你本可做些什麼，或該做些什麼讓他們活下去。數日間，我搜遍了克萊兒寄給我的每一封電子郵件還有我的回信，想看看我能怎麼做出不同的回應。
 
我不需要擔心這通電話，擔心說錯話或做錯事。接下來的一週，我打電話過去的時候寫信給我的那對父母都在家。他們絕望不已，心靈受創、心碎而麻木。丹尼爾去世之後，他們幾乎沒有踏出過家門，而是在家裡一再重播他的人生，每個重要的里程碑、每一次的成功與失敗。他沒有留下遺書，而且，雖然他沒有憂鬱症病史，但他是九○年代初經濟衰退期的受害者，在一九九一年失去了他的「夢幻工作」。他的母親尤其認為，從那之後他就再也不一樣了。他離世時三十歲出頭，在那之前的三年裡，他又經歷另外兩次失業，也失去了長期的交往對象。他開始嚴重酗酒，根據他母親的說法，他變得愁雲慘霧。但是他從來沒提過任何有關絕望或想自殺的事，他對未來相當樂觀，所以他的父母沒有太過擔心。然後一天晚上，他的父母和朋友聚餐回家之後，他們發現了他，已經沒有氣息。他們的狀況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家庭一樣，無法查明具體的最終觸發原因，或是什麼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