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

台灣女同志書寫經典重現  張娟芬性別代表作 
認識同志的第一本書  性別平等教育最佳教材

　　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姊妹戲牆》，批判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壓迫女同志的歷史；二○○一年出版的《愛的自由式》，書寫女同志多元的愛情故事與生命風貌，受到不同世代讀者喜愛，至今仍是許多人認識同志的第一本書。作者張娟芬以優美可親的文字為台灣女同志的生命與歷史留下珍貴紀錄。十年過去，時報特別重出新版這兩本台灣女同志書寫的經典之作，《愛的自由式》新增同志運動者張秉瑩的推薦序，以及「附錄：多元性別（LGBT）資源簡介」。《姊妹戲牆》收錄作家胡淑雯的動人推薦序與張娟芬的新版後記，也收錄作者四篇早期的同志論述，並增補一些新近社會事件，讓此書兼有時代變遷的軌跡。

　　張娟芬在後記中說：「十幾年前我對異性戀霸權的看法，今日觀之仍然大致切合情勢，例如《犀利人妻》不脫女女競爭的父權模式，晶晶書庫案暴露一向以來的性歧視與雙重標準；或者銀行的「單身條款」雖走入歷史，但單身歧視卻在其他社福政策裡借屍還魂。讀者甚且可以在新事件與舊事件之間找到工整的對照，例如施明德要求蔡英文公布性傾向一事，非常神似台大暴力點名事件；屏東車城女學生相偕自殺，也令我們想起北一女資優學生相偕自殺的憾事。我不敢竊喜自己的分析有何神算，只遺憾社會是不是進步得太慢。」

作者簡介

張娟芬

　　丹麥阿胡斯大學與德國漢堡大學聯合授與新聞學碩士。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注性別與司法人權等議題。作品曾獲中國時報十大好書、聯合報年度選書、台灣文學獎。現專事寫作。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與死刑文集《殺戮的艱難》。

台大暴力點名事件

九五年起，台大校園裡的性別議題一直處在一種高熱狀態。先是台大女研社主辦的Ａ片事件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女研社社長王慶寧也在隨後的學生會會長選舉中高票當選；接下來，就是一連串向禁忌挑戰的活動，包括台大椰林扮裝舞會、同志藝術季等等。在這個過程中，ＢＢＳ上已是暗潮洶湧，反女性主義、反同性戀與反女研社的言論不斷擴散；因此年底的學代選舉，就成為保守勢力反撲的戰場。

那次的學代選舉並不算是一場激烈的競爭，有很多是同額競選。在冷清的選情裡，兩位工學院的學代候選人黃博群與蔡政良散發了一份文宣，題為「讓我們在陽光下作朋友—請同性戀朋友走出黑暗」，惡意宣稱：在女研社推薦的學代參選人裡，有六位是同性戀，現任會長王慶寧本身也是。文宣中指責學生會「施政偏頗」、「內閣閣員男女同性戀者佔了絕大多數」、「施政主軸完全偏向同志議題」；在將六位所謂的「同志學代候選人」一一點名以後，這份文宣說：「他們又要使用欺騙選民的招數，不說自己是同性戀者」、「假使連即將身為校園公職的他們都不敢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又如何叫台大同學去認同他們呢？」

這個惡意的舉動震撼了台大校園，尤其令人懷疑的是，在黃博群與蔡政良所公佈的「同志」名單裡，沒有一個是工學院的。他們兩人都是同額競選，當選不成問題，那為什麼要去攻擊一些與自己不同選區的候選人呢？

三天後，黃博群與蔡政良再散發一份文宣，題為「讓我向你說聲抱歉，愛人同志」，以巨幅反白公佈「同志校園公職名錄」，除了上次點過名的王慶寧與六位學代候選人之外，又再公佈五位學生會幹部的姓名系級，指稱他們全都是同性戀。黃博群與蔡政良在文宣中抱怨受到電話騷擾，並表示：「對於同志校園公職而言，我們堅持公開透明的討論空間是必要的」，「由於對同志議題的關注，在這場不會落選的選舉中（同額競選），我們談出我們友善的期盼」，「我們是異性戀，我們站出來！」這份文宣不只在台大總區散發，還大量發到當時位在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

在這兩份文宣的惡意攻訐下，首當其衝的是學生會會長王慶寧以及多位被點名的學生，他們分屬女研社、女同性戀研究社（Lambda）與男同性戀研究社（Gay Chat）三個社團。這樣的「暴力點名」等於將他們驟然推落深淵，許多人不斷被同學、親友逼問「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或者被根本不認識的人揶揄「不男不女」；甚至有一位當事人的伴侶也被波及，在父母不斷的逼問與責怪下割腕自殺。在這種壓力下，趕緊申辯自己「不是」大概是最省事的方法。然而換個角度看，在歧視當前的時候忙著撇清自己不是同性戀，不也等於是背棄同志、臨陣脫逃？基於對同志運動的深刻關注，這些被點名的學生在反擊的文宣中，都選擇不去刻意撇清，而直指「暴力點名」之舉根本就是「陽光謀殺」。……

「台大暴力點名事件」並不是選舉期間偶發的「花招」。這個舉動與ＢＢＳ上的反同性戀聲浪遙相呼應，也與九二年「潘美辰事件」裡的偷窺式報導一脈相傳；就是公開宣佈某某人（通常是個他討厭的人）是同性戀。因為安上了「同性戀」的身份以後，自然有各種暴力來懲罰他、矯正他，要不是剝奪他的各種基本權益，就是逼他回歸（異性戀的）「正軌」。

（update）二○一一年民進黨總統提名黨內初選如火如荼之際，前民進黨黨主席施明德忽發驚人之語，要現任主席蔡英文說明她的性傾向。施明德的理由與「台大暴力點名事件」有些神似，就是參政者因掌握了公共利益的分配權，所以私生活亦應受檢視，否則會滋生弊端。不同的是，「台大暴力點名事件」隱含「同性戀會在公共政策上偏心同性戀」的意思，他們直接點名強迫出櫃，針對的對象是大學在學學生；施明德並沒有預設一個反同志的政策立場，沒有直接點名，而且針對的是一個有志於角逐總統大位的反對黨領導人。

此言一出，政壇不分藍綠都指責施明德不應窺探他人隱私，婦女團體、同志團體也迅速並強烈地提出批評。婦女團體論道，社會對於單身女性從政，往往不當地猜測她的私生活，這等「性拷問」已壓縮了女性參政的空間。同志團體指出，不顧社會整體對同志的歧視、而將出櫃當作是同志的「義務」，是一種性別霸凌。這些聲音各有見地，不過，這是否表示同性戀是一個應當鎖在櫃子裡的身份，你別問、我也別說？

這一波論述並未停步於此，性別人權協會進一步主張「我不想知道你的性傾向，但請告訴我你的性立場」，要求政治人物表明他對同志議題的政策意向如何。換言之，同性戀議題有其公共意涵，但不在於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樣態，而在於能否適切回應同性戀選民成家立業、不受歧視的人權呼求。

時隔多年，對同志議題的歧視與無知雖未完全絕跡，但於社會支持的廣度與運動論述的深度，多有進展。施明德事件大約可以用莊佩璋的評論如此總結：「童言無忌，只是討了一頓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