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

序

愛爾蘭文學啟示錄

　　近年來，台灣的文學研究人才輩出，而台大的吳潛誠教授，則無疑的為佼佼者之一。他才識秀異，而用功甚勤，對近代愛爾蘭文學的理解之深，鮮有人可以望其項背。

　　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卻對愛爾蘭文學情有獨鍾，或許最重要的原因，乃在於台灣與愛爾蘭之間有著極多的相似性，包括了認同的衝突、創傷的記憶、藝術在社會責任與美學價值間的徘徊等。思考愛爾蘭，未嘗不能為思考台灣的文學提供許多新的線索。

　　吳教授的上一本著作《航向愛爾蘭》，以愛爾蘭文藝復興為主軸，談論的重點是認同的衝突。他析論了以葉慈為中心的愛爾蘭文藝復興，以及更後期的卡瓦那、黑倪等所創造的新傳統。國族的歷史經驗、語言文字，以及認同的衝突與昇華等，在書裡都被很辯證的統一到對藝術水準的追求之中。認同和藝術，這兩者在許多國家都被發展到相互抵消的對立面，但由愛爾蘭諸文學大家高度自我期許的發展，則證明了這種對立性之非必然。《航向愛爾蘭》無論心胸視野都極不凡，對台灣有待努力的文藝復興，不啻為一個極有價值的參考指標。而由整本著作，則無疑的提示出作者內在的一種焦慮感，那就是念茲在茲的藝術良心的焦慮，在藝術上，作者對水準的要求無上堅持，並期待所有的文學工作者也都能拒絕妥協。

　　如何轉化社會責任與藝術水準的衝突

　　繼《航向愛爾蘭》，這一次，吳潛誠教授更清楚的將他的航向轉換為對台灣文學的反省。這次他談的不再只是認同，而是政治與因政治而引發的受苦，而參考座標則是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黑倪。而其論旨則是：在這個充滿悲傷和受苦的世界，詩人究竟能夠拯救什麼？在社會責任與藝術水準的追求間，詩人如何將兩者的衝突轉化為一種更高的價值？在這個問題上，吳潛誠教授所碰觸到的，其實已不僅僅是愛爾蘭或台灣，而是更重要的當代主要文議題之一了。

　　政治的不義，社會的迫害，受苦，長期以來即始終為文學主要關切對象之一，它可以表現為指控、揭露，或激昂的反叛與憤怒，而另外，它也可以沉澱為傷痛的回憶，甚至昇華成為人類基本情境的反省等，由於歷史情況不同，我們其實很難界定出那一種思考或表達方式最為妥切。而當巨大的受苦降臨，或政治巨變，文學的脆弱遂使它很容易就被淹沒。黑倪就曾指出過，在這個創痛與受苦的世界，詩只不過是纖弱的花朵，它究竟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它要如何才顯得不是一種奢侈的多餘？甚至於，文學還可以被這樣的質問：在歷史中，徘徊在公眾價值與美學價值之間的文學藝術，它所處的乃是一種不自在的情況，寫作的邊界應被如何設定？

　　而義大利的卡爾維諾對此倒是有過非常基本而深刻的討論。他在《文學之用》論文集裡指出，文學經常面臨著兩種難題：一是公眾的價值意圖指令或兼併文學的價值，而另一則是文學拒絕公眾的價值，而退縮到純屬自為的天地中。卡爾維諾指出，無論政治的兼併、文學的亢奮，都是將眼前短線的政治考量看得太過優先，政治過度自信的另一側面，所顯露的其實也是一種恐懼，政治害怕文學藉由語言和論述提供出一種與它不同的思考方式。至於文學完全的抗拒政治與社會的現實，並退縮到孤立的空間裡，則將使文學本身成為一種無知。這兩類情況只會出現壞的政治與壞的文學。他深信，文學的看與說，和公眾觀點的看與說並非完全相同，因而可以揭示出許多不同的觀察與批判的角度，而將問題設定到更普遍的人類經驗中。當文學如此的自我期許，文學與政治的緊張不自在，遂有可能被扭轉到一個更有綜合性的價值中。因此，文學和政治皆然，都必須同時對自己有自信和不信，讓這種緊張又自在的關係長存。

　　在孤獨的凝視中，使災難成為沉澱普遍的安魂與記憶

　　而當代愛爾蘭或北愛爾蘭作家裡，黑倪則無疑的乃是對這種緊張又不自在關係最有洞識的一人。北愛爾蘭出身的黑倪，肩負著北愛歷史的昔日傷痛，以及近代的持續衝突與流血，經驗上各種挑戰紛至沓來，使他恆處於寫作邊界的不定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焦慮中，他的詩作與論著裡總是不斷自問，世界如此粗礪，而詩卻是如此纖細，它再大的力量也抵不過一株花朵，當屋外還有炸彈在爆裂時，當許多北愛人正為了衝突而失去生命時，詩究竟能替這個世界做些什麼？他不是亢奮的政治或群眾運動家，那麼，他將如何讓自己從焦慮中得到釋放？

　　對黑倪而言，答案雖非確鑿不易，但無疑的卻也十分清晰，他遷回愛爾蘭，代表了終極的認同，但認同的選擇卻從未使他因而亢奮激烈，反而更主張實踐與詩這兩個支柱的昇華或妥協，詩人面對歷史和現實，心裡對災難和不幸做出表記，他必須凝視，在孤獨的凝視中便災難成為一種沉澱，一種更普遍的安魂與記憶。我們記得傷痛，是要安慰死者，也要讓生者得以從災難裡尋找最根本的折衷與妥協。他的詩集如《北方》，《靜觀萬物》都深刻的表達出了這樣的視野，而論文集從《語言之管轄》及《詩之拯救》裡，也都對此念念不忘。詩要做的，乃是對歷史難題的象徵式解答，文學的紀錄和見證裡，它所拯救的，不僅是真理與正義，同時也可以包含了美在內。

　　但「詩人可以拯救的，除了真理、正義外，也可以包括美」，歸納之後，看似容易，但那種沉深的焦慮不自在，卻早已成了黑倪文學生命裡最明顯的特性之一，而這種特性的起源，則在於他的藝術良心的堅拒妥協，對藝術的堅持，使他無論在認同問題、語言問題，以及對待災難與不幸，遂都能在邏輯上一以貫之。他說過，實踐與詩相互對立，必須相互拯救，黑倪的詩作與詩論所以傑出，並不是因為他替北愛爾蘭做見證，他甚至拒絕這種簡化後的標籤式說法，他真正為人稱道的，乃是他身處歷史縫隙的擠壓中，能夠真誠的面對擠壓，堅持藝術，並將自己的焦慮不自在變成更宏大的觀照，他找到了拯救的樞紐。

　　吳潛誠教授在這本新書裡，以黑倪的文學經驗和省思為主軸，更具體的向台灣詩的這個寫作領域延伸。他在評價多位台灣詩人的作品時，都能以黑倪做為可參考之座標，這是吳潛誠的一種叮嚀，當我們在面對不義和災難時，不要讓自己被不幸和災難所俘虜，而要做出更大的超越與昇華。文學不是一種短線的激情或義憤，而應是沉澱的開端，基於此，本書與《航向愛爾蘭》，遂可以被視為一組配對，而其核心，則在於一個文論家對藝術嚴格要求的自期和勉勵別人。

　　文學之作者必須對自己有不同的期待，那是器宇格局的顯露，也是胸襟襯懷的驗證。人類歷史上，總是充滿了不平與衝突，所有的藝術工作者也就注定將無法擺脫面對此類問題之焦慮與不自在。歌德昔日告誡人們說「樓很高，不要隨便往下跳」，他的意思是，公眾的亢奮與學術和藝術間，其實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距離，現實的亢奮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一定程度的抗拒誘惑，並試著去探尋更廣泛的經驗與價值，或許才是文學藝術之作者的必須，或許後期的黑倪所說的實踐與詩的相互拯救，其義也在此。

　　吳潛誠教授在台灣的文論家之中，一向以懷抱別具，另有深意見長，無論葉慈和黑倪，他都借來當作一種參考座標，顯示出他對自己和台灣文學的一種勉勵。每讀他的著作，都能讓人感覺到他那種獨特的焦慮不自在所產生的知識張力。他是個真誠的評論家，唯真誠的人，始能不畏懼的去處理這種基本的認同、災難、不幸，以及由此而延伸出來的問題，他在探索自己的價值邊界，也在幫助我們探索及尋找正面的寫作航向。

　　每讀吳教授的著作，都惠我良多而心存感激，最近，吳教授身體違和，我也格外懸念，祝福他健康早復。我們社會在許多問題上，都需要他繼續以學識和胸襟來幫助思考。

　　這篇序文，所代表的是一個友人的敬佩與祝福。

南方朔
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北京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