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徐小波二次經濟奇蹟總構思

　　記得在一九六八年底，決定返台從事法律教學及實務工作時，立即面臨的是準備辭去在紐約的工作以及回答許多朋友的問題「為什麼要回台灣？」記得當時的標準答案是「我對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法律問題最有興趣」及「台灣將是一個快速經濟發展的最佳實驗室」，其他一些對台灣的感情因素在這裡就不談了，以免流於口號。

　　一九六九年回到台灣後，立即發現了一個可說是全民投入的出口導向經濟，剛剛離開一九五○年代的取代進口導向（import substitution）經濟不久，處處感到資金不足，技術落後，最歡迎的是外國公司來台採購出口產品及外人華僑來台投資設廠，外匯存底的漸漸增加是當時財經官員最感欣慰及最感驕傲的事。當時對於出口導向生產事業的鼓勵，雖然造就了舉世矚目的「台灣經濟奇蹟」，但也造就了一些日後令人詬病的官僚體系及意識形態，諸如民間經濟活動事事均需政府主管機關核可方可進行的「正面表列」法令架構；台灣經濟邁向國際化及全球化相關重要因素「金流」，物流人流「自由化」的障礙仍然存在；官僚體系故步自封，本位主義的心態阻礙了部會間更有效的協調，也妨礙了企業界「異業結合」及開發新的「經營模式」的契機。

　　在台灣邁入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世界也面臨了急速的變化，冷戰的結束，許多共產國家制度的瓦解，過去的敵人變成商業伙伴，區域經濟甚至世界經濟的整合，產業界供應鏈的出現，外包（outsourcing）也形成未來的潮流，過去依賴的低廉勞動及土地成本，不再是台灣的利基，台商也順著潮流，開始跨國經營，尋求低成本的生產基地。坦白的說，台商面臨了上述的急速變化，調整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政府政策及法令的調整，就慢了好幾拍。為了避免台灣的經濟角色被邊緣化，一些理念相同的朋友，在一九九○年代，推出的亞太營運中心的倡議，二○○○年代，又提出了知識經濟及定位台灣下階段的經濟發展於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的倡議，這也是我提出「第二次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心思維。

　　《財訊》月刊希望將我近年未發表和已發表的短文集結出書，我強調自己絕不寫自傳，也不寫任何自吹自擂及拍馬文字，而這些短文是表達自一九六九年至二○○四年──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從事法律教學及實務，並且參與許多有關財經決策及法令的研究及建言後，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期望與願景，特別在此要感謝財訊的尹士英、曾嬿卿、田習如幾位「有心人」數年來大家一起頭腦激盪的「情緣」。

在這裡，我想與讀者們分享一些問題：
‧為什麼新加坡有個高度效率的政府卻沒有具有旺盛企業精神的大眾？
‧為什麼台灣有旺盛企業精神的大眾卻沒有高度效率的政府？
‧為什麼南北韓的政治人物有所接觸而民間企業並無經濟互動？
‧為什麼海峽兩岸政治人物沒有接觸而民間企業卻有種種互動的經貿活動？
‧為什麼國際化、全球化的經營已成為台灣企業的普世價值觀，但是還存在那麼多的政策法令障礙？
‧為什麼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潮流，政府尚未成為全國最大的服務機制，促使台灣潛能做最大的發揮？
‧為什麼培育人才最重要的教育體系尚未接受徹底國際化的思維？

現在也許是輪到諸位讀者提出問題的時候了！

九十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