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藍的眼睛：托妮•莫瑞森小說選

最藍的眼楮（陳蘇東 譯）
秀拉（胡允桓 譯）

自從1993年托妮·莫瑞森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這位美國黑人女作家已經蜚聲全球，可是此前她所走過的二十四年文學創作歷程又是多麽堅定而執著啊!
當年的托妮在結婚生子後，曾有一段時間賦閑在家。這位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的文學碩士於孤寂中和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組織了一個「文學俱樂部」。她們定期聚首，每人都要拿出自己的作品朗誦，彼此講評。在一次這樣的活動中，托妮讀了自己寫的這樣二個童話：一個黑人小女孩渴望得到一雙白人那樣的藍眼楮，經過日夜祈求上帝，最後居然夙願得償，真的有了一雙美麗的藍眼楮。若干年後，她掘此寫成一部篇幅不長的小說，並於1969年出版發行，這就是她的處女作《最藍的眼楮》(The Bluest Eye)。
作為成書的作品，《最藍的眼楮》已經不再是一個神奇的寓言故事，而成為一部「把神話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機地結合起來」的獨特作品。就是說，她為這個故事賦予了全新的內涵，要對她的黑人同胞引起振聾發聵的作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歷經多年的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終於演變成波瀾壯闊的黑人權力運動，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但是，針對白人社會傳統的認為黑人丑陋的觀點，一些黑人簡單且得意地提出了「黑人是美的」口號。就此，托妮·莫瑞森一方面在政論文中指出： 「人類生活由於世界上最表面的東西——身體美——而遭到徹底毀滅」，「黑人是美的』這一口號」是「隨手拈來且具有反作用的神話創作的最好例證。┅┅不錯，我們是也很漂亮，但這種提法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和我們的境遇，無非是對一個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個白人概念翻轉過來仍然是白人概念。身體美的概念作為一種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壞性的觀點之一，我們應該對此不屑一顧┅┅把問題歸結於我們是否美的症結來自干衡量價值的方式，這種價值是徹頭徹尾的細微末節並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於這個問題是理智上無可救藥的奴隸制。」她的意思很明確：身體美是一種白人的價值觀，即使按照這一價值觀把「黑人丑」變成「黑人美」，依然不足取，而黑人肯干接受這種白人的價值觀，本身便是一種精神奴役制的惡果。這是多麽犀利而中肯的觀點啊，正是憑借這樣一篇宣戰書，使托妮·莫瑞森「確立了她的當代美國黑人社會文學觀察家的地位」。但她並不滿足於不斷應邀撰寫社會評論，而是操起創作之筆，寫出了這部《最藍的眼楮》。
勃瑞德拉渥(原文有「熱愛繁育」之義)一家世代受窮，相貌奇丑。小女兒佩克拉在家中處境尷尬，在外面受盡屈辱，她把這一切都歸結為自己長相丑陋，但有了大大的美麗的藍眼楮之後，反倒兩次遭其父強奸，懷了他的孩子，招致了更大的不幸。這類情節在黑人小說中均非首創，但作者卻以此形象地說明：老一代甘於沉淪而不自知，更不想自拔，已經用懵懵懂懂的死結束了其渾渾噩噩的生；年輕一代想逃避現實，但只是碰壁。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作者，懷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情，果敢地暴露出本民族的陰暗面，旨在「抹去蒙塵，還其璞玉」。她在「怎樣」上明處落墨，卻在「為什麽」上暗處著筆(參見《最藍的眼楮》第二頁：「既然『為什麽』難於應付，人們只好到『怎樣』那里去避難了。」)，為我們勾勒出美國種族壓迫的大背景。綽里的墮落和變態，緣起於他十四歲那年姨婆去世後被兩個白人用槍逼著為他們「表演」，從中取樂。黑松林中手電筒亮光一閃，一下子照亮了黑人痛苦的根源。
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挖掘，就會發現更深層次的哲理，小說的開篇部分有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天真也死去了。」那麽，什麽是作者所指的「天真」呢?那就是「天然和真實」——黑人民族朴實純真的傳統本色；也正是她為美國黑人民族抵御「精神奴役制」設想的有力武器。
她的這一主題思想，實際上在《秀拉》(Sula，1973)中仍在延續，該書的結尾處有奈爾的反復訴說：「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她所感慨的，正是他們失去的童年時代的「天然和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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