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與世界體系

世紀之交的西方體系
對整體國際體系的一點看法
第九章 全球化、市場經濟與失業
第十章 意識形態、文化與行動
意識形態、文化、政治
意識形態和戰爭
第十一章道德與政治
國家理性與公共物品
價值和尊嚴
文化與文明，輝煌與迷失
相對主義的相對化
第十二章 國家主權與國際共同體
國家主權與國際社會的管理
國際社會還是國際共同體?
第十三章工程師與經濟學家
第十四章戰略、預測與偶然
回到戰略概念
想方設法對付意外
主觀概率與決策
附錄Ⅰ 關於節制原則
附錄Ⅱ 什麼是政治地理學
附錄Ⅲ關於談判
人名索引
譯后記

本書受到的歡迎使其能夠迅速再版，我也因此有機會澄清評論家們提出的某些問題。多位作者都對使用從宇宙天體學借用的術語——世界體系(systeme du monde)以及該術語的和平內涵感到吃驚。我引用皮埃爾·阿斯奈(Pierre Hassner)的評論：「盡管[蒙布里亞爾]強調時間維度的重要性並提供進行相關研究的重要元素(如穩定的數學定義或分叉概念)，但對於均衡和節制的偏好以及樂觀主義傾向妨礙他深刻地關注消極進程(processus negatif)、突變效應(effets pervers)、恐慌、解體、軍備競賽或價格競賽，即拉波波特所說的『理查森進程』(proeessus a laRichardson)所包含的內容。雖然他對於克勞塞維茨的著述爛熟於心，但在克氏理論中占據如此重要地位的趨向極端(montee aux extremes)和激情效應(r61e des passions)只是被一帶而過。我們可以希望，作者在下一本書中會討論時間或歷史維度，但我們也可以擔心，在下一本書中，噪音和狂熱，瘋狂和災難將再次由於保守的謹慎或理性的樂觀而被犧牲。」本着同樣的精神，泰蕾茲·德爾佩什(Therese Delpech)指出：「天文學和政治學之間的落差[……]或許從來沒有如此之大。理解當下，尤其是預測未來，從來沒有如此之難。我們可以說正在摸着石頭過河，意外接連出現；我們被事件牽着鼻子走，喪失一切控制力，特別是我們根本無法預測它們的發生：亞洲經濟危機、印度核試驗、印尼蘇哈托政權倒台、紐約和華盛頓遭受『9·1l』襲擊。現在，這一切發展到極致，美國資本主義在巔峰時刻面臨嚴峻危機。我們似乎離各種天體很遙遠!而且，將系統概念應用於人類事務，特別是人類行動，這個理念本身總是有些令人懷疑：自由帶來的更多是無序，而不是系統。」

皮埃爾·阿斯奈引用阿納托爾·拉波波特(Anatole Rapoport)時指的是英國學者劉易斯·弗賴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1881一1953)的研究。這位傑出的氣象學家和和平主義者將學術生涯的一部分貢獻給戰爭現象的研究。作為第一個用微分方程建立國家間互動模型的學者，他使用的方法之前已成功應用於眾多物理一化學或生物學系統，其中尤以力學方式表現「軍備競賽」為最。根據初始條件和參數(系統的結構)，我們可以得出趨向均衡的會聚軌線或與此相反的發散軌線，后者一旦超出我在本書中所說的模型的效度域限(domaine de validite du modele)，就可能導致一場「戰爭」。70年代，借助於微分博弈論(th60riedes jeux differentiels)，上述方法在各領域廣為普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模型的主要意義在於，模型本身蘊含着導致崩潰的潛質，從而表明治理不當可能會造成的后果。還不止如此。按照理查森的觀點，我們應當嘗試改變系統的結構，以保證系統的穩定，即避免軌線的爆炸性發散。但這里的「我們」是誰?依據本書的術語，治理的部分內容就在於構建一系列行動單元，這些單元的合目的性正是達到上述結果，更普遍意義上，正如第五章所做的解釋，歸根結底，為的是保證系統的結構穩定。事實上，我們可以將理查森看作軍備控制的一個先驅，而軍備控制確實在蘇聯解體之前保證了兩極體系的真正穩定。

塞爾日·敘爾(Serge Sur)像大部分讀者一樣，在我的書中重新看到「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關心的問題，但更偏向和平、合作與尋求和諧，而不是沖突」。布朗迪內·克里格爾(Blandine Kriegel)呼應他們的觀點，在法國文化台(France Culture)提出如下疑問：「依據斯賓格勒(Spengler)和德國政治哲學的傳統，我們在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身上可以重新發現這個傳統，所有文明和國家必然與帝國、戰爭相連。而您在分析國際關系時強調的是與和平相關的現象。譬如，您說：今天國際關系體系在尋求什麼呢？公共利益，謀求安全，安全的需要是所有國家利益的根源所在……在您看來，安全政策和實力政策的區別何在？因為直到今天，人們依然主要從實力的角度來思考世界體系。克里斯蒂安·施密（Christian Schmidt）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同樣的問題：「蒙布里亞爾勾畫的實踐學和阿隆的實踐學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賦予歷史何種角色。阿隆認為，[……]歷史對應着一個理解的特殊層面[……]。蒙布里亞爾更喜歡將邏輯實證主義的類別挪到實踐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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