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漢學集刊·第二輯

漢學（或者中國學Sonology or Chinese Sdudies）研究的國際化，已經有很深的傳統。了遠在20世紀20年代留學法國的學人李思純評議說：「西人之治中國學，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法國漢學家雷慕薩（Abel Remusat）、儒蓮（Stanislas Julien）、沙畹（Edouara Chavanne）、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在歐洲首先將中國學建設成為一項專門學問、一個專門學科；其後，瑞典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美國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蘇俄的阿列克（V.M.Alexeif）都對中國的經典作了畢生的學習和研究；更有一批批海外華裔學者，為弘揚中國文化作出了艱苦原努力和卓越的貢獻，終於使漢學成為國際上一門令人矚目的學術領域。中國經典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對它的研究已經而且應該是世界性的。國際漢學，作為國內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的拓展和延伸，其成果充實豐富了國學研究寶庫。近代以來，我們的先輩前賢在引進「西學」的同時，就開始注意引進海外的「中學」。國際漢學家從不同的文化語境、價值觀念、審美取向和研究方法開發，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涉及了多邊文化關系，是一種具有學術邊緣性的比較文化研究。它往往具有某種片面的深刻或者深刻的片面，可以給國內的中國人文研究以新鮮的啟示和特別警策。

國際漢學研究，是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文化研究，它超越了本土，具有屬於全球的普世價值。世界是多元的，五彩繽紛的，沒有一種文化可以自命為中心，西方中心不行，東方至尊也不可取。前些年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到「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時，我表示過懷疑。今天，當21世紀初的中國經濟發展騰飛、文化輸出迅猛的時刻，我依然認為所謂「中國人的世紀」或「中文的世紀，，的口號，是不可取的。《論語》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說法，是堅持文化異同、文化互補和和諧相處的原則的。而那些狂妄的說法，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同而不和」。21世紀，不可能是哪一個民族、國家或語言的世紀。《庄子·齊物論》言『『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沒有對方就不能有自己，沒有我的貢獻對方也不能得益，大家彼此相依，互相扶助，才能構成一個全球和諧共處的世界。「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口句）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庄子》），我們期待國際漢學在人類「泉涸」之境，以沫相濡，提供美好的精神甘霖。

語言方面也一樣。世界各種語言本來是不分優劣的。然而世界文明史上，希伯來語、希臘語、拉丁語以及法語，都曾經被尊為神聖、高貴的語言，英語甚至被褒為「世界上接近完美的語言」，而其他語言則被貶為野蠻的語言，並以此作為排斥「他者」語言的邏輯和理據。漢語近一百多年被冷落被貶斥的厄運，有西方人語言霸權的擠壓，有我們國力貧弱的底氣不足，也有中國知識分子自輕自賤自己母語的原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些精英就曾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咎為漢語難讀難寫，甚至打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糊塗口號。幾年國內有的學校重英語、輕漢語的現象達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更不能不使世界華人感到一種潛藏的文化危機。語言是一種交流的符號，同時也是一個人文化身份的體現，它承載著一種特有的文化模式。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丁肇中，在獲得諾貝爾獎發表感言時，堅持用漢語而不用英語，那種令人尊敬的母語情懷和民族文化認同，感動了華人，也感動了世界。有學者根據這個事例，提出了語言文化的距離效應問題，「越是遠離了祖國，越是倍覺祖國語言文化的親切、珍貴、可愛。他們把中文寫作當作是鄉思、鄉戀、鄉愁的一種寄托，是對故國家鄉母語和母語文化的一種回歸．是對孤獨於異國他鄉的失語和失憶的一種抗爭，是尋找自己精神家園、靈魂回歸的一種最後的奮斗」（公仲：《語言的回歸歷史的沉重》）。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學習漢語的熱潮正方興未艾，我們國人更要提高自己的母語意識，自覺地在漢語國際推廣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