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武略：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

　　本書各篇文章綴集自多年來個人留意的軍政人物課題，全書按照時序編排，涵蓋唐代、五代而下迄兩宋，其間有沿於變革期理論而鋪陳的，也有不囿於變革說的論述，冀能作為唐宋史研究的資料補充，以加深認識時代危機與人才政治的互動關係。

　　傳統中國在重要的軍政決策過程中，均重視賢才的出謀劃策，通過集體議事的方式制訂符合國情的解決方案。此種信用人才的原則，建基於古代行之有效的錄用經驗，端賴薦舉、考試等多元途徑，發掘文武俱佳的人物為朝廷服務。

　　廿一世紀，研究唐史和宋史的學者，更多強調學術專業的溝通，漸而高度關注於唐五代的中古過渡至宋代的近世，其間產生的種種繼承與變化現象。

作者簡介

趙雨樂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甲級榮譽文學士畢業，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碩士，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專研東洋史學。現職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講授中國人文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等課程。教研興趣為中國中古史、中國近世史、中國近代史、香港史及日本研究。著作包括《國家建構與地域關懷：近現代中國知識人的文化視野》、《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察》、《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知識份子的思維與活動》、《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合著) 、《香港地區研究史之一：九龍城》、《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等。

第二章 武則天與狄仁傑所論唐代的治國奇才

引言
武則天以女主當政，為打擊中央的關隴集團，一度起用大批文學新進作為政治班底。這種尊崇文詞的任人方式，固然超越了前朝貴族門閥的階級壟斷，惟不免缺乏客觀的量度標準。加上武氏對臣下猜疑，宰臣的重用或見棄全繋於政治的表忠，往往流於跟風附和，忽略了個人應有的處事能力。則天晚年頗悟李武鬥爭的流弊，在狄仁傑等賢相的協助下，逐歩解決重大的內政與外交問題。二人討論政治得失，均認同國家大事必賴於奇才而非注目於文學詞章，預示了武周後期委用賢能的新風尚。觀狄氏舉薦的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人均非主力於文學，不少且循經學入門，早年嘗為府吏幕員，具體掌握地方行政經驗，於恢復李唐政治尤為一時重心人物。奇才之論首由狄氏申明，頗見順理成章，他熟悉政治與軍事，洞察複雜的朝廷關係，全面了解國計民生所需，無疑為當中的典範。狄氏位比國老的輔弼地位，在武則天晚年確立，1他選拔的對象又能在政治上獨當一面，凡此始終為諸武子弟所未及，是唐代政權自武返李的合理趨勢。

1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07，則天后久視元年七月條載：「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鞋而繋之。仁傑羅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1』」頁6550-6551。査狄仁傑為相始於天授二年九月丁酉，由洛州司馬超授為地官侍郎、判尚害、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神功元年，朝廷積極防制突厥侵逼河北之際，又以狄仁傑為實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兼納言。聖暦初，他曾外任河北道元帥、河北道安撫大使之職，軍通，授內史。三年，並獲武則天賜宅一區，以示恩寵。由此觀之，把狄氏舉為國老，是武后出於個人崇敬，並非固有官位。它的稱呼，即反映狄仁傑在宰相之間資歷較深，經常參決車國大事，成為武則天和李唐皇室十分信賴的中央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