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

　　林毓生特別關心自由主義在近現代中國，過去失敗的歷史原因檢討，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與如何發展，並探討左右兩派意識形態對大陸與台灣社會的影響。

　　自1979年完成對於「中國意識的危機」之系統分析並出版專著以後，多年來一直致力尋找解決「中國意識的危機」的切入點。

　　這個「切入點」，林毓生稱之為：作為導向理念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關於它的思考，以及建立此一理念所需做的奠基工作，即呈現於《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一書中。

　　全書分六部分及附錄，收文33篇，充分展現林毓生於深思中完成「中國意識的危機」與「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系統分析之成果。
 

作者簡介

林毓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著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中譯為《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並有日、韓文等譯本）、《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等。
 

從公民社會、市民社會與「現代的民間社會」看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發展

一、    公民社會、市民社會與「現代的民間社會」的意義

「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這三個名詞近年來在中文世界裡時常出現。由於它們皆是從civil society翻譯而來，所以許多作者時常在討論究竟哪一個譯名最為恰當，許多讀者也常想知道究竟哪一個譯名最能表達原文的本義？然而，自古希臘城邦時代以來，civil society在西方有三種不同的指謂（denotations），所以在中文之中不可能由一個譯名來完全涵蓋。上述三個譯名中的每一個譯名，正確地指謂著civil society在某一個時代的主要意義，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都是正確的。但，如果一個作者硬要把其中的一個譯名當作唯一正確的譯名，這樣的辦法，則反映了他的無知；那是錯誤的。不過，從當前大家所關懷的問題來看，civil society在西方的三個不同指謂，卻又構成了大家所關注的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三個方面。因此，我想先把在西方歷史與思想中civil society所指謂的三個不同意義稍作釐清，藉以建立分析的參考架構。

（一）    公民社會

古希臘的城邦（polis）與公民社會的範圍相同。從政治的觀點來看，雅典是城邦；從社會的觀點來看，雅典是公民社會。這個社會裡的政治問題是這個社會裡公民所面對的公共問題。政治問題是經由公民們參與（討論、表決、執行）的政治過程中處理與解決的。亞里斯多德說：「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不是望文生義所能了解的。亞里斯多德認為只有以平等自由的公民身分參與政治過程的人，才能算是一個像「人」樣的人，才能呈現人的高貴性。因為只有這樣的人──這樣參與政治決定的人──才不被別人指使，有其自主性；才不是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就已經有答案了，故同時有面對未來挑戰的開創性。

既然自由平等的公民能以自主性與開創性參與政治過程；那麼，在政治過程中所作決定的後果當然要由公民們共同承擔、共同負責。這樣影響雅典未來命運的政治決定，如要做得適當，端賴公民們參與公共生活的智慧與道德──即「公民德行」（civic virtue）──的養成與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