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木上的中國

自序V

第一編 中國底層社會觀察

命運的政治學
底層、學校與階級再生產
第二代移民的生活機遇與分配正義
公民勞動者：農民工的尊嚴、權利與夢想
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意識
中國農民工真的不重視家庭團聚嗎？
流動中的婚姻關系與單親留守兒童
新窮人的全球圖景

第二編 失衡：利益分化與社會沖突

沿海地區新階層的興起與城市治理
叉腰肌、業委會與社區管理
鄉村社會的公共性與村庄治理
市場「脫嵌」與環境沖突
高校工資改革：人應該比設備貴！
素質教育、職業教育與社會流動

第三編 政治平衡術

官員GDP崇拜的體制性根源
地方政府要告別壓力型體制
環保教育、環境運動與國家戰略
尋找公約數：利益政治時代的沖突與協商
后記

編后記

自序

如果1978年以來的三十年，中國社會的主旋律是「速度與激情」，是邁向經濟大國的疾步奔跑，那麼，最近幾年，中國的主旋律則慢慢轉向了「中道與平衡」。如果說過去三十年締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那麼，現在我們需要將眼光轉向奇跡的另一面——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地區差距和貧富分化。只有正視這些問題，中國奇跡才會從不可思議的「奇跡」轉變為理所當然的「常態」。「奇跡」的潛台詞是我們不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也不知道這一切還能持續多久；而波瀾不驚的「常態」則意味着經濟增長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如何平衡增長與穩定、經濟與環境、國家與社會、效率與公平，以及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分化，這是當前中國無法回避的難題。上述諸矛盾，可謂相生相克。高速度、低質量的經濟增長會破壞社會穩定，但社會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經濟增長；環境污染讓人們深惡痛絕，但污染企業同時也在提供就業、創造利稅；國家如何在為社會賦權的過程中，減少對社會不必要的干預，同時保持強大有效的國家能力；效率需要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以形成選擇性激勵，但過度的不平等又會損害人們的積極性。社會分層讓人們又愛又恨，階層的固化讓底層的孩子們失去希望，可是一個完全流動、父輩地位無法繼承的社會（事實上不可能存在），又會讓中上層的父母失去念想。窮孩子渴望社會流動，富爸爸期待地位延續，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在階級再生產與社會流動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才是一個充滿活力又相對穩定的社會。在任何國家，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在所難免，這也是推動人口流動的最主要動因，人們總是流向最具經濟活力的地方，那里收入更高、機會更多；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長期的人口流動會使地區之間的收入水平趨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移民的多寡是一座城市繁榮與否的標志。然而，我們的一些城市卻視外來人口為洪水猛獸，認為他們是交通擁擠、房價高企、犯罪率上升等一切城市病的淵藪。

正是由於利益的失衡，當下中國的社會沖突頻仍：環境抗爭、鄰避運動、土地抗爭、勞資沖突、拆遷矛盾、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這些沖突實際上反映了增長與穩定、經濟與環境、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分化。社會沖突並非洪水猛獸，任何社會都存在不同形式的沖突，一定程度的沖突還有助於社會的自我革新。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用制度化的方式來回應和解決社會沖突？

制度化的本質就是穩定行動者的預期，進而塑造行動者的行為。長期以來，中國的維穩體系都是用特事特辦、個案處理的非制度化方式來應對社會沖突。這種維穩體系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非常高，而且缺乏程序正義，往往是「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最終，不僅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被消耗，政治信任也在這一過程中被侵蝕。

制度化的前提是社會的組織化。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絕不是原子化個人的集合體。商會、工會、業主委員會、NGO（非政府組織）等社會組織構成了公民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利益的組織化並不會讓利益變得邪惡，而只是確保每一種利益都能被國家和社會聽見。我們每一個個體的聲音實在太微弱，加在一起又太嘈雜。任何國家都無法回應如此繁雜的訴求。利益組織化的過程讓人們的利益得到聚合，從無限的混沌到有限的多元，經由國家的利益整合，公共利益也就呼之欲出了。私人利益可能出於人們的本能和欲望，是不證自明的；而公共利益只有被公眾認同才稱其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一定是被國家和社會所建構的。建構公共利益的原則就是平衡，平衡就是正義。讓每一個個體和群體都有機會進行利益表達，都接受一套程序和規則來對利益進行綜合，並相信這個綜合的利益至少包含了自身的部分利益。一個社會若沒有羅爾斯所說的重疊共識，就很難建構所謂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背后是共識。有了被廣泛接受的公共利益，才會有真正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

在我看來，政治的藝術在於平衡。如果承認人人平等的原則，那麼一個合理的推論就是，對於政府而言，每一個公民和群體的合法利益訴求都是平等的，只不過不同的利益訴求將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政府不能過度偏好某一類利益訴求，而無視另一些利益訴求，政府的角色是綜合、調和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甚至彼此沖突的利益訴求。

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有趨緩的勢頭，長遠來看，這未必是壞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迅猛時，人們會普遍處於一種樂觀的情緒當中，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必要的；況且，形勢那麼好，人們也不願意承擔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GDP（國內生產總值）就是最好的面霜，有一白遮百丑之奇效。經濟下行反而可能為改革提供契機。因為問題再也遮蓋不住了。改革的潛在風險變小，潛在收益變大，也有利於改革的總動員。

我們也許無法讓每一個孩子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但我們不應該為那些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設置障礙，並對這些完成110米跨欄的孩子說：「別人的百米跑成績比你們快多了！」這是程序正義。我們也許無法讓霧霾在短期內消失，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將治理污染的任務交給下一代，更嚴格的環境執法未必會讓經濟形勢惡化，相反會驅使企業采用清潔節能的新技術，而這又會刺激環保產業的發展，降低環保設備和技術的成本。這是環境正義。我們也許無法彌合中國的地區差距，但我們至少可以讓不同地區的人們自由地流動起來，讓市場將他們配置到最能實現他們價值的地方，並讓公共服務同步跟進，這將比財政轉移支付更能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讓公共資源服務於人的發展，而不是將其變為束縛人的工具。這是分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