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鏡頭，穿越眼前的真實──《悲情城市》導演 侯孝賢
時間／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光點」

「我感覺，有時候拍片你不能想太多，是憑直覺的。因為你一直接觸，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客觀實體』，就是人，或這個環境，這個很重要。因為這個東西永遠是你眼見的、寫實的；你在再造的過程裡，這就是你所面對的真實、現實；你面對這個現實、真實，你才能穿越；穿越了電影，你就不會有別人電影的影子；因為你一直在面對你眼前的這個時代，存在於你眼前的這些人，你在電影裡表達的是你對他們的一種感覺，或是你自己的感覺藉助這些人表達出來。」——侯孝賢

張靚蓓：《悲情城市》籌備了很久，當時「二二八」的材料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你當初怎麼收集這些東西，然後把那個世界給建構起來的？

侯孝賢：我記不得了，只知道我在「客中座」（按：位於台北市東豐街的一家茶館，現在已經沒有了）把分場結構給寫出來，大概整理出來，然後和天文討論，再把詳細的分場結構弄好，那個弄好以後，再找吳念真來寫對白，花了很多時間在弄劇本。至於其他資料，我只記得有一本紅色封面的書，是個記者寫的，那時候書很少，來源我不知道，就只有那一本參考，書中一篇篇的文章，內容好像是在談二二八的真相，基本上只有那一本。

其他是怎麼找資料的，也忘了，有的資料是用問出來的。譬如當年的一些生活細節，二二八的時候，若是在南部坐火車，有人會問你「你是哪裡人？」，都先用台語、再用日本話問；或先用日本話、再用台語問。

後來還有一些相關資料，譬如汐止山上發生的鹿窟事件，其實是後來的白色恐怖。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不知從哪來的，我記不得了，反正那時候資料不是特別多、資訊也很封閉。

片中的家族（文清一家、寬美一家），基本上是我自己建構的。裡面有一些關進去、後來放出來的人（如受難者托難友偷帶出來給家屬的家書等），這些好像是從藍博洲那邊來的、也可能是陳映真提供的資料。其實一九八七年解嚴，八八年蔣經國去世，我們才決定拍《悲情城市》，很多資料我也忘了是從哪裡來的。當年的二二八事件，有些以前的新聞也報導過。

張：這是你第一次觸及這麼大的歷史事件，當初怎麼想到要拍這個題材？

侯：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個禁忌，而且國外的文獻資料上都沒有記載，國內除了經歷過的人知道外，知道的人並不普遍，資料也沒有多少。其實它的來源是這樣的，我們以前常看小說，看得也不少，譬如陳映真以前的小說，像《鈴鐺花》、《將軍族》等，有好幾個中、短篇，我那時候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因為已經出版了，「遠景」出的，都可以看到了。

張：那時候你就想拍陳映真的小說？

侯：對，我們那時候約在明星，我跟天文、念真約了陳映真在「明星咖啡廳」見面，他勸我們不要拍，其實就是拍《悲情城市》的前一、兩年，他說：「你們會划不來，到時候你們一定會面臨很多想像不到的問題！」那時候還沒有解嚴。

我為什麼會想拍這個題材？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是這樣的人，我就是不喜歡威權，可能是看了陳映真的小說受到影響，但是這個其實也很難說。

張：小說只是個觸媒吧！

侯：因為我高中一畢業就把黨證給撕掉了，我們高中時都要加入國民黨，像我這種學生壓根不想加入，但是教官會在那邊跟你盧，後來雖然加入了，但是一畢業，我就把黨證撕掉、還是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