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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六○年代革命，革了什麼命？——讀《戰後歐洲六十年》
文 / 張鐵志
前年過世的當代著名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六十年》一書中說，六○年代的青春衝動不是為了了解世界，而是為了改變世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說六○年代是作為青年人的黃金時代。所有事情都似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變，而且世界似乎被年輕人所支配。的確，雖然他對於六○年代到底改變了什麼是懷疑的。

東尼•賈德並不只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研究者，而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霍布斯邦說，我們兩人都知道，二十世紀歷史只能被經歷過這個時代所以想成為歷史學者的人充分理解。）生於一九四八年的他，其實是六○年代反抗文化的一分子。他於《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網站回憶說他在十四歲時，披頭四發行Love Me Do；三年後，迷你裙誕生，而「我的年紀大到可以欣賞她們，又足夠年輕可以佔她們便宜。」而他二十歲時，正好是那個魔幻的一九六八年，於是，「我起來反叛」。

那一年，他在倫敦參加反越戰遊行，春天他到了巴黎去呼吸真正的「革命」空氣。但即使五月的巴黎作為一個革命劇場，有石頭和暴力作為豐富的道具和劇碼，但賈德覺得抗議青年們仍有些不嚴肅性──因為他們在抗議中也談著夏日旅行計畫。他說，最讓思想家雷蒙•阿宏生氣的事情就是抗議青年們都在享受樂趣（having fun）。

他又去了德國，並且發現那裡的革命者都很嚴肅──對「性」很嚴肅。他的觀察是：英國學生對性想得很多，但是做得很少，法國學生做了很多，但是把性與政治分開，但在德國，政治就是關於性，而性大部分是關於政治。「隨性的性交是讓一個人解除對美國帝國主義幻想的最好方式，而且代表一種對他們父母輩的納粹餘毒的精神治療式的清除。」

的確，六○年代歐洲青年的反叛，更多是一種文化反叛，而不是政治革命。在《戰後歐洲六十年》一書中，他分析隨著史達林的殘酷被揭露，和匈牙利的反抗被鎮壓，共產主義在西歐逐漸破產。不過，新左派發現了另一個馬克思，一個非列寧、非史達林，存在於《一八四四經濟哲學手稿》中的青年馬克思：「年輕馬克思似乎一心一意要解決特別現代的難題：如何改變『異化』意識，使人類不再無知於自己的真實處境和能力；如何扭轉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輕重緩急順序，把人類擺在他們自身存在的中心；簡而言之，就是如何改變世界。」

人們開始閱讀葛蘭西、羅莎•盧森堡，而馬庫色成為新的青年導師。新馬克思主義者相信資本主義中仍然存在著壓迫，但「如果壓迫沒有使得人們上街，那麼必定是進入了人們的靈魂，以及他們的身體。」因此身體和情慾解放與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雖然賈德是六○年代西歐的反抗青年，但是，他對於他的西歐同輩人是評價不高的。他認為，當時真正的革命在東歐，「對革命有興趣嗎？為何不去布拉格，那個時代歐洲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或者華沙，在那裡我們年輕的同代人冒著驅逐和囚禁風險去追求他們的理念和理想。」他們這些西歐人談著反叛，但到底是為了什麼，又付出了代價？「我們之中某些勇敢的靈魂可能會去坐牢，但很快就可以回家吃中飯。」

然而，巴黎牆上的口號和塗鴉、倫敦和利物浦的搖滾樂、德國青年的性政治，難道真的沒有改變世界？我深信是有的。西歐抗議青年讓我們看到自由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困境與矛盾，東歐更勇敢的革命者則讓我們認識共產主義極權體制的本質。他們的同伴，美國六○年代的反抗青年們在一九六二年的「修倫港宣言」解釋了他們的共同精神：

「如果人們認為我們看似在尋求一個不可能達到的世界，那麼就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行動是為了避免一個缺乏想像可能性的世界。」
於是，我們走過一九六八年，走過一九八九年，走過二○一一年從埃及到華爾街的抗議，我們繼續尋求那個看似不可能的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