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他山之石

二〇〇六年八月，刺骨的寒風呼嘯著穿而過紫禁城。一個上了年紀的美國人拉了拉毛皮大衣的領子，用略帶印度口音的英語說道，「這裡簡直比慈善機構還冷。」

我們站在一座宮殿的角落。這座殿宇叫做「倦勤齋」，是皇帝退位後的居住之所，因為這位美國人名下捐贈的基金而得以修復，將於二〇〇八年對公眾開放。其他二十三座建築和四個花園的修復工作將會在二〇一六年完成。在喬治•凱茲（George Kates）的北京回憶錄《豐腴年華》（The Years That Were Fat: The Last of Old China）中，他寫道，一九三〇年代，他花了好幾個星期賄賂守衛後，才得以進入殿宇。「我們被告知，這裡頹敗得十分厲害，根本無法對外展示。」進入之後，映入他眼中的是一捆捆橙色布料，上面落滿了一層厚厚的灰塵。雕花的木門、沒有糊紙的窗櫺、斑駁的牆壁、剝落的彩漆。回想這巨大的損失時，他寫道，自己變得「非常疲憊，好像內臟都被掏空了一般」。

目睹胡同社區因為疏於維護和整修而慢慢分崩離析時，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它們也和皇家花園一樣，是北京無法切割的歷史遺產。

在宣布故宮博物院與紐約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繼續合作的記者會上，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說，「在歷史古蹟維護的領域，我們面臨著很多挑戰。很難確定哪個應該是優先保護的。保護這些古蹟的機會、大膽的遠景並不多，但此時此地，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機會。」

在紫禁城的另一個角落，來自香港的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正在修復建福宮。「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中國宮殿修復工程，」來自該組織的艾利克斯•布瑞說。一九二三年，這座宮殿被付之一炬，原因已不可考。或許是因為末代皇帝在此放映電影時放映機著了火，或許是太監蓄意縱火，因為懼怕清點宮殿財物時他們偷竊的事情敗露。

「工程開始之初，這裡只剩下一些底座，」布瑞說。「紫禁城的建築是活的，自從一四〇七年始建以來，就一直處在持續的重建和設計當中。」

修復場地浸淫在各種各樣的顏色與建材當中：牆面是用傳統手法把黏土、稻草與豬血等粗糙混合物一層層糊上；赭色的橫樑；藍色的琉璃屋瓦；以及玉色、橙色與金色混合著的雕樑畫棟。然而，修復後的建福宮並不會對民眾開放。先前的規劃裡已經確定了這座宮殿未來的用途——成為VIP人物的私人接待處。

將工作室選址在圓明園的建築師張永和說，「這裡的人們不像歐洲人那樣理解文物保護行動」的原因之一，是西方的建築可以看出不同的時代和政權，而中國的建築材料與設計在兩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例如，一座像大教堂那樣引人注目而又值得一遊的地方，人們身臨其境後，似乎來到一個具體的時間，有著可追憶的政治、藝術、道德與經濟情況。然而，在北京，人們看這些老建築時，只能想起解放前的一個時期：封建王朝。「人們不清楚舊與新之間究竟有何區別。」張永和說。

即便如此，北京在忙於拆遷胡同社區的同時，也在加速修復一些老建築，而這些老建築在不久前還被嘲笑為一個落後時代的化石。修復後的建築成為學校、辦公室甚至軍隊的營房。現在，它們能夠代表中國文化了，還能帶來不菲的收入。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三年間，首都豪擲三十億元鉅資，用於修復廣受旅遊者歡迎的古蹟。這筆費用已經接近同一時期整個中國的其他古蹟維修費用之和。與此同時，還制定了財政預算：到二〇〇八年，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費用是六億元。根據中國日報的報導，這筆金額約等於北京在「二〇〇〇年之前的幾十年中」在文物保護方面支出的總和。

鐘樓和鼓樓都進行了修復，中軸線最南端的一座塔也縮減規模進行了重建。工人們重新開挖菖蒲河，清空了儲藏全國遊行慶祝裝飾品的倉庫，沿岸修建起了菖蒲河公園。後海附近的古老商業胡同菸袋斜街上，衰朽的危樓被拆除了。西鼓樓大街進行了修繕，但並未拓寬，大街上歷史悠久的槐樹可以繼續灑下濃蔭。

什麼東西值得保護，這其中的關鍵，一是優先順序的確定，二是從什麼角度來看待。不管看起來有多麼脆弱，保護一棟單獨的建築，總比維護整個社區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得到捐贈的資金。說服局外人來保護一種無形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更是舉步維艱。局外人並未生活於其中，也沒有見證過，即使是一條新道路或者幾戶人家的拆遷這樣最微小的「裂縫」，會給這樣的社會結構帶來什麼樣無可修復的破壞。「無形巨手」絕不會去修復老社區，它只會將它們撕裂。

朱小姐與我總是出了校門往東走，經過正在拓寬的煤市街工地，來到廊坊二條上用午餐。這條胡同裡有四十家小餐館，是北京密度最大的「老字號」聚集地。有的老店在十九世紀眾多歌頌北京特色的詩歌中聲名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