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識與帝王意志
 
清人章學誠說過：「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在政治學還沒有移入中國的時代裡，史學曾經長久地託負著天下的政治意識：「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政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跡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為知識、智慧、思想和經驗，融入了後來的國運和世運之中。因此，從孔夫子以來，中國人重作史，也重讀史。居廟堂之高的人物和處江湖之遠的人物，心為「宗社之安危」與「民情之利病」所牽，都對史學有著一種誠意和敬意。
 
雖說二千多年的議論常常以三代（夏、商、周）為理想，但後起者從已經過去的歲月裡尋取鏡鑑，則視野和重心大半都在秦漢之後。
 
於是而有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一代一代推陳出新的史論。其間貫注的滔滔心力，使述史和論史成為中國文化中綿延厚積的傳統。今人讀古人，容易把他們頭腦中的天命觀念想得很大，其實歷史的中心在人事，述史和論史成為中國文化厚積的傳統，正說明了二千年政治代謝之中人事重於天命的理性清明。
 
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裡產生過許多輝煌。在一姓之天下的時代裡，這是一種王朝的輝煌。但就「政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而言，更引人注目並能催人長思久想的，卻往往是王朝的坍落和崩潰。
 
秦始皇滅六國，置郡縣，為後來的歷史重造了軌轍。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影響是不滅的。然而秦漢易代之後，賈誼作〈過秦論〉，思慮所及，全在前朝的興亡之間：「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這是一個久耐思索的題目。
 
在他之後，一個一個王朝嬗蛻相續於此興彼亡之中。因此，唐人杜牧作〈阿房宮賦〉，仍然從這個題目說起，而感慨所寄，則統括了後來一個一個倒塌了的王朝：「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其間的反思，顯然包含著更富廣度的歷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