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之前十年,法國的萎靡不振已經成為知識和文化精英的討論焦點。有人嘗試將此現象解釋為高盧人的矛盾性格之一,比方說曾有個人發展專家認為法國人的不快樂或許源於「想太多」。(注5)生命的苦痛(mal de vivre),一個其實無法精準翻譯的概念,也得到史學家的直白詮釋:它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為「思想的進步與絕望感無法切割」。(注6)然而,從薩科吉執政晚期到歐蘭德這段期間,高盧人的末日心態有個明確的特徴是,認為在可見的範圍內,沒有獲得救贖的機會。衰落主義成為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課題,前總理費雍宣稱法國「失去實質」;這說法更加令人擔憂,因為背後真正的含義並不明確。(注7)社會主義陣營以典型的方式因應危機:舉辦研討會。(注8)但許多進步人士承認出現社會的「道德恐慌」現象,「法國集體想像正在右傾」。(注9)各領域、各地區都陷入這種蕭條景況,《世界報》社論警告法國正經歷「持續的工業衰退」,產業雜誌《新工廠》(L’Usine nouvelle)感嘆「法國汽車製造業回不去了」,曾經得到蕭邦讚賞的鋼琴大廠普萊耶爾表示,要在二〇一三年底結束營運。(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