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言

許多研究者認為，在華南，單姓村不僅普遍，而且是當地農村社會的主要秩序。莫里斯‧費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把這個秩序形容為“宗族”（lineage），從此，“宗族”這個辭彙就家喻戶曉了。但費里德曼的“宗族”說，並非獨創，而可說是其來有自。別的不說，十八世紀的清朝政府，就留意到村落械鬥的各方，往往都是源於同一祖先、居住於同一地點的人羣，清朝政府稱這樣的人羣為“族”。社會學家陳翰笙，根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調查，把這些人羣描繪為集體地主。日本歷史學家清水盛光、王劉惠珍（音Hui—chen Wang Liu）、奧爾加‧朗（Olga Lang）研究了宗族的規條。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中國共產黨進行土改時，就把宗族列為特別關注對象。1關於宗族的研究，著作浩繁，但費里德曼分別於1958年及1966年出版的兩本著作，堪稱宗族研究的轉捩點。2 費里德曼的影響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他這兩本書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只局限於譜牒的文字規條；在他這兩本書出版之後，宗族研究遂進入這些文字規條所賴以產生的社區。誠然，“宗族可以是一個社區”這個觀點，也非費里德曼的獨創。日本的漢學研究，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就認為“自然村落”產生社區，而社區產生宗族。但是，費里德曼的貢獻，在於特別指出，宗族劃定其領土邊界，靠的不是執行譜牒規條，而是追溯共同祖先。為了證明這個觀點，費里德曼為宗族研究引進了“宗族其實是法人（corporation）”這種看法，也就是說，宗族作為一個集體，有明確的成員制度，並能夠擁有財產。根據這種看法，在華南，宗族就是控股公司，能否成為該宗族的成員，取決於能否追溯到共同的祖先。而宗族成員的身份，必須以參與宗族祭祀、確立宗族譜系而展現出來。但是，即使同屬某個祖先的子孫，卻並不意味着人人都可平均享有宗族的財產。宗族的財產，控制於個別祖先的名義之下，因此，隨着子孫繁衍，在世的宗族成員可以是眾多的、不盡相同的宗族“信托基金”的成員。費里德曼進一步指出，宗族這種“控股公司”，有其地域基礎，宗族之間的結盟，形成了村落及村落聯盟。因此，我們可以從宗族之間的互動、宗族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這個角度，來把握華南鄉村的歷史。費里德曼的這套觀點，對於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及孔飛力（Philip Kuhn）產生了影響，魏、孔有關中國鄉村社會的非常重要的著作，基本上是對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蕭公權的主流觀點的修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