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文化叢書：鄉風市聲

鄉風與市聲，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們所說的二十世紀散文里，卻別有一種意義:它與中國走出自我封閉狀態，打開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現代化的歷史息息相關。隨著以上海為代表的現代化工業城市的出現，人們听到了現代工業文明的喧囂的“市聲”。在廣大農村，盡管傳統“鄉風”依在，但小火輪、柴油輪畢竟駛進了平靜的小河，“潑剌剌地沖打那兩岸的泥土”，玷污了綠色的田野，無情地沖擊、改變著舊的“鄉景”與“鄉風”（茅盾:《鄉村雜景》）。理論家們、歷史家們在“鄉風”與“市聲”的不和諧中看到了兩種文明的對抗，並且慨然宣布:這是兩個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的舊中國與現代工業文明的新中國之間的歷史大決戰，它們的消長起伏，將決定中國的命運，等等。
但中國的作家，對此作出什麼反應呢?一個有趣而發人深省的現象是:當作家們作為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作理性思考與探索時，他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站在現代工業文明這一邊，對傳統農業文明進行著最尖銳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並不亞于歷史學家與理論家們。但當他們作為一個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內心沖動，欲求，訴諸于“情”，追求著“美”時，他們卻似乎忘記，前述歷史的評價，而幾乎是情不自禁地對“風韻”猶存、卻面臨著危機的傳統農業文明唱起贊歌與挽歌來———這種情感傾向在我們所討論的描繪鄉風市聲的現代散文里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大概是因為現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質乃是一種“個人文體”，最注重個性的表現，並“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雜拌兒‧題記》）的緣故吧。而本能的，主觀的，情感、美學的選擇，是最能顯示中國作家某些精神特質的;我們正可以從這里切入，對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
請注意下面這段自白———
“生長在農村，但在都市里長大，並且在城市里飽嘗了‘人間味’，我自信我染著若干都市人的氣質;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氣質是一個弱點，總想擺脫，卻怎地也擺脫不下;然而到了鄉村住下，靜思默想，我又覺得自己的血液里原來還保留著鄉村的‘泥土氣息’”。
說這話的正是中國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詩《子夜》的作者茅盾。這似乎出人意料的表白，使我們想起了一個文學史的重要現象。許多現代中國作家都自稱“鄉下人”。沈從文自不消說，蘆焚在他的散文集《黃花苔》序里，開口便說:“我是鄉下來的人。”李廣田在散文集《畫廊集》題記里也自稱“我是一個鄉下人”，並且說:“我愛鄉間，並愛住在鄉間的人們，就是現在，雖然在這座大城里住過幾年了，我幾乎還是像一個鄉下人一樣生活著，思想著，假如我所寫的東西里尚未能脫除那點鄉下氣，那也許就是當然的事體吧”，李廣田還提出了“鄉下人的氣分”的概念，以為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所喜歡的作品的“神韻”所在。大概用不著再多作引證，就可以說明，中國現代作家與中國的農村社會及農民的那種滲入血液、骨髓的廣泛而深刻的聯系:生活方式、心理素質、審美情趣不同程度的“鄉土化”，無以擺脫的“戀土”情結等等。這種作家氣質上的“鄉土化”決定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面貌，並且是現代文學發展道路的不可忽視的制約因素，是我們考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不可忽視的。
當然，無論說“鄉土化”，還是“戀土”情結，都不免有些籠統;它實際包含了相當豐富、復雜的內涵，是可以而且必須作多層次的再分析的。說到“鄉風”，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北平）的風貌;最能顯示中國作家“戀土”情結的，莫過于對北京的懷念。在人們心目中，北京與其是現代化都市，不如說是農村的延長，在那里，積澱著農業文明的全部傳統。土生土長于斯的老舍這樣談到“北京”———
“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家一樣的感到寂苦。巴黎，據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里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曠;不像北平那樣既復雜而又有個邊際，使我能摸著———那長著紅酸棗的老城牆!面向著積水灘，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草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里。……
“……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圍都有空閑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
老舍在北京捕捉到的，是“象小兒安睡在搖籃”里的溫暖，安穩，舒適的“家”的感覺;所覓得的，是大“自然”中空間的“自由”與時間的“空閑”;“家”與“自然”恰恰是農業傳統文明的出發與歸宿。這正是老舍這樣的中國作家所迷戀、追懷的;老舍把他對北京的愛比作對母親的愛，是內含著一種“尋找歸宿”的欲求的。
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郁達夫，他在同為古城的揚州，苦苦追尋而終不可得的，也是那一點田園的詩意，他一再地吟誦“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句，覺得這里“荒涼得連感慨都教人抒發不出”，是充滿著感傷情調的。具有藝術家敏感的豐子愷從二十年來，“西湖船”的四次變遷里，也發現了傳統的恰如其分的，和諧的“美”的喪失，與此同時，他又感到了“營業競爭的壓迫”與他稱之為“世紀末的痼疾”———與傳統詩意格格不入的“頹廢精神”的浸入，他以為這是“時代的錯誤”，因而感覺著“不調和的可悲”。正是由這不可排解的“失落感”，形成了現代散文的“尋找”模式———尋找失去了的過去，尋找一去不返的童年，尋找不復重復的舊夢……既是題材，又是結構，更是一種心態，調子。
可以想見，這些已經“鄉土化”了的、懷著不解的“戀土”情結的中國作家，一旦被生活拋入了現代化大工業城市，會有怎樣的心境、感覺，他們將作出怎樣的反應。于是，我們在描寫以上海為代表的現代城市的一組散文里，意外地發現了（听見了）相當嚴峻的調子。盡管角度不一:有的寫大城市的貧民窟，表現對帝國主義入侵者盤剝者的憎恨（王統照）;有的寫交易所“小小的紅色電光的數目字是人們創造”，卻又“成為較多數人的不可測的‘命運’”（茅盾）;有的寫夜上海賭場的“瞬息悲歡，倏忽成敗”的人生冒險，以及“冒險中的孤獨”（柯靈）……，但否定性的傾向卻驚人的一致。只有周作人的“否定”別具一種眼光;他不僅批判上海“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更發現“上海氣的基調即是中國固有的（封建傳統文化的）‘惡化’”（《上海氣》）;他是希望實現中國文化的真正現代化的。柯靈的《夜行》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似乎發現了別一個寧靜的夜上海;據說“煩囂的空氣使心情浮躁，繁復的人事使靈魂粗糙，丑惡的現實磨損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這個時刻，才像暴風雨後經過澄濾的湖水，雲影天光，透著寧靜如鏡的清澈。”但當他到街頭小店去尋找“悠然自得的神情”，“恍惚回到了遼遠的古代”的感覺時，他就于無意中透露了他向往的依然是一個“城市里的鄉村”世界，他醉心的仍舊是傳統的“靜”的文明。真正能夠感受與領悟現代工業文明的“美”的，好像唯有張愛玲;盡管茅盾也曾宣布“都市美和機械美我都贊美”，但這大多是一種理性的分析，張愛玲卻是用自己的心去貼近、應和現代大都市脈搏的跳動的。只有張愛玲才會如此深情地宣稱:“我喜歡听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濤，听海嘯，我是非得听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這里傳達的顯然是異于“鄉下人”的現代都市人的心理狀態與習慣，但再往深處開掘，我們又听到了如下心理剖析———
“我們的公寓鄰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仿佛不很合適———大家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系。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一輛餃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著白肚皮”（《公寓生活記趣》）。
原來張愛玲所要捕捉的，也是“家”的溫暖，親切與安詳，她在文化心理上的追求，與老舍竟有如此地相通;但“家”的意象在她的情緒記憶里，喚起的是“孩子”的“吵鬧”的動態，以及“由疲乏而生的馴服”的安靜，而不復是老舍的“母親”的愛撫與召喚，這其間的差異也是頗值得玩味的。我們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饒有興味的文化現象;中國作家可以比較迅速、也相對容易地接受外來的文化觀念、方法，並因此而喚起對傳統文化觀念、方法的批判熱情;但一旦進入不那麼明確，有些含糊，似乎是說不清的，但卻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審美情趣……這些領域，他們就似乎很難抵御傳統的誘惑。對這類現象，簡單地作“復古”、“懷舊”等否定性價值判斷，固然十分痛快，但似乎並不解決問題。這里不僅涉及文化心理、審美情趣的民族性，而且也與如何認識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求有關聯;魯迅就說過，“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著過去，向著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並含著向前和反顧”（《集外集拾遺‧〈十二個〉後記》），這就是說，“人”在生命的流動中，本能地就存在“向前”與“反顧”兩種對立而又統一的心理、情感欲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所謂“懷舊”心理、情緒是出于人的本性的。魯迅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小引里，談到“思鄉的蠱惑”時，曾作了這樣的心理分析———“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明知是“哄騙”，卻仍要“時時反顧”，這執拗的眷戀，是相當感人而又意味深長的。讀者如從這一角度去欣賞收入本集的一些“思鄉”之作，例如葉聖陶的《藕與蓴菜》，周作人的《石板路》，大概是可以品出別一番滋味的。事實上，對于有些中國現代作家，所謂“戀土”情結，實質上是對他們理想中的健全的人性與生命形態的一種向往與追求。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從文。他在《湘行散記》里談到他所鐘愛的“鄉下人”時，這樣寫道:“從整個說來，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正相融合，很從容的各在那里盡其性命之理，與其他無生命物質一樣，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沈從文醉心的，顯然是人性的原生狀態，與“自然”相融合的，和諧而又充滿活潑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態。在沈從文看來，這樣的原始人性與生命形態正是“存在”（積澱）于普通的“鄉下人”身上，中國的“鄉土”之中。于是，我們在收入本集的《鴨窠圍的夜》里，讀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黑夜佔領了全個河面時，還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這時節岸上船上都有人說話，吊腳樓上且有婦人在黯淡燈光下唱小曲的聲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時，就有人笑嚷。什麼人家吊腳樓下有匹小羊叫，固執而且柔和的聲音，使人听來覺得憂郁。……
“……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臨河，可以憑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當船上人過了癮，胡鬧已夠，下船時，或者尚有些事情囑托，或有其他原因，一個晃著火炬停頓在大石間，一個便憑立在窗口，‘大老你記著，船下行時又來’。‘好，我來的，我記著的’。‘你見了順順就說:會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腳膝骨好了，細粉帶三斤，冰糖或片糖帶三斤’。‘記得到，記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見了順順大爺就說:會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細粉來三斤，冰糖來三斤’。‘楊氏，楊氏，一共四吊七，莫錯賬!’‘是的，放心呵，你說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會要你多的!你自己記著就是了!這樣那樣的說著，我一一都可听到，而且一面還可以听著在黑暗中某一處咩咩的羊鳴。———”
在小羊“固執而且柔和的聲音”與鄉民平常瑣碎的對話之間，存在著一種和諧;這河面雜聲卻喚起了一種寧靜感———這是動中之靜，變中之不變，凝聚著和歷史、文明、理念都沒有關系的永恆。作家以憂郁、柔和的心態去觀照這一切，就感到了某種神聖的東西。沈從文說，這里“交織了莊嚴與流動，一切真是一個聖境”（《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
另一位經歷、風格與沈從文很不同的詩人馮至，也從“還沒有被人類的歷史所點染過的自然”里，感受到了“無限的永恆的美”。他大聲疾呼:“對于山水，我們還給它們本來的面目吧。我們不應該把些人事摻雜在自然里面，……在人事里，我們盡可以懷念過去;在自然里，我們卻願意它萬古長新”（《山水‧後記》）。于是，在馮至筆下出現了《一個消逝了的山村》，這里的森林“在洪荒時代大半就是這樣。人類的歷史演變了幾千年，它們卻在人類以外，不起一些變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對著永恆”;這里的山路“是二三十年來經營山林的人們一步步踏出來的，處處表露出新開闢的樣子，眼前的濃綠淺綠，沒有一點歷史的重擔”;這里也曾有過山村，“它像是一個民族在這世界里消亡了，隨著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傳說和故事”，人們“沒有方法去追尋它們，只有在草木之間感到一些它們的余韻”，詩人果真從這里的鼠 草，菌子，加利樹，以至幻想中“在莊嚴的松林里散步”時“不期然地”在“對面出現”的鹿，得到了生命的“滋養”;于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刻，我踏著那村里的人們也踏過的土地，覺得彼此相隔雖然將及一世紀，但在生命的深處，卻和他們有著意味不盡的關連”……。這里也是從“生命”的層次超越時空與一切人為的界限，達到了人與自然，今人與古人的融和;對于“鄉風、山景”的這類“發現”，確實是“意味不盡”的。
當然，在二十世紀中國散文中，更多的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發現”;讀者是不難從收入本集的茅盾“戰時城鎮風光”速寫《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會》、《“戰時景氣”的寵兒———寶雞》，以及賈平凹新時期鄉風長卷《白浪街》、《秦腔》里，看到中國鄉村的變革，社會歷史的變遷的。與前述沈從文、馮至的文字相比，自是有另一番風致與韻味。至于收入本集的許多散文，所展示的北京、上海、青島、南京、揚州、杭州、廣州、福州、重慶、成都等大中城市的不同個性，南、北農村的特異風光，獨立的美學價值之外，還具有特殊的民俗學價值，這也是自不待言的。由此而展現的散文藝術多元化發展的前景，也許更加令人鼓舞———盡管讀者對收入本集的散文，即使在風格多樣化方面，仍然會感到某種遺憾。